香港社會價值觀之單一化，從英語的超然地位可見一班：只要英語說得好，一般會獲認定為工作能力強，出身優良，讀書成績理想；在商業社會向上爬的路上，也滿是以英文寫的路標。當我們以為可以從殖民政府的「預設語言」制度走出來，卻遇上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以美國為首的經濟體系向全球輸出其影響力 － 當然亦包括以英語作為世界語的暗示。
無可否認，英語的掌握與邏輯思維能力有密切關係；哲學家們苦思語言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也見證了除了作為溝通工具外，語言運用對人類的意義是更為深層的。但若果把「不能用第二語言靈活表達」等同「能力較低」，這無疑十分偏頗。很不幸這標準在香港得到非常廣泛的認同。
在我任教的成人英語班，學生普遍是從事比較勞動性工種、或者是在企業內基層員工，他們一致認定目前不理想的社會位置是可以通過提高英語水平改變的；而對自己的評價，也強烈地因為外語能力這單項而整體偏低。學者John Berger曾經透過２０世紀初穿西裝的歐洲農民照片，指出內化了的霸權之可悲：西裝的設計只適合肌肉不發達、動作不大的男士，也就是當時歐洲的上流社會及文人，農民深受西裝所引伸的階級觀念所同化，選擇在有重大個人意義的時刻把不合身的西裝穿上，任由霸權的遊戲規則突顯他們不屬於上流社會的事實；在不屬於他們的價值觀面前，自願地顯得卑微。
香港人有各式各樣的才華，但香港的社會只容納一條通向成功的路徑，因為我們認同的成功，只有一個模式。
20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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