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的選擇，你還要怎樣？

原刊101artnews.net

若問香港人是否支持民主，大概十居其九會正面回應。有甚麼可以代表社會有民主？是小學也有的班長選舉吧。再問，選舉為什麼重要？因為我會選擇與我理念相近人代表我。第一個關鍵詞出現：「選擇」。如何衡量候選人與你是否理念相近？理論上，是以自由意志了解與候選人相關資料，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候選人碰面對談，以認知為基礎作出對自己負責任的選擇。第二個關鍵詞出現：「認知」。

2013年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合資格選民共8512人。今屆選舉競爭難得激烈，29位候選人爭奪10個席位。理論上（又是理論上，畢竟現實多變），選民人數較上屆增加千多人，即是「選舉」這個制度是獲得支持的。選民既然支持選舉的意義，對眾多候選人供選擇大概興奮得磨拳擦掌。以下是選民登記結束後的官方數據：

界別	願意接收郵寄選舉資料人數	願意接收電選舉資料人數	願意接收資料人數佔界別選民百分比
文學	416	43	83%
藝術教育	497	250	79%
藝術評論	43	12	75%
視覺藝術	817	176	64%
戲劇	169	134	63%
音樂	380	274	55%
舞蹈	478	224	39%
電影	106	32	34%
藝術行政	92	59	32%
戲曲	176	20	17%
	總數	4398
	佔全部選民百分比	51％

全部登記團體中，會員選民人數最多的是「香港八和會館」（戲曲界），共936人，佔全部選民10.9%，其次是「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舞蹈界），共754人，佔全部選民8.8%；這兩界別願意接收選舉資料的選民比例是最低和偏低。藝術教育界候選人黃作燊所屬團體「完美標準舞中心」182位登記選民，全部都沒有提供接收選舉資料方式。

郵寄單張，昂貴又不環保，也不是人人都是低頭族電郵痴，人類的溝通，不是面對面來得最清晰嗎？9月14日藝發局主辦選舉論壇，朝十晚六，根據《獨立媒體》觀察，「

全日出出入入的總出席人數估計不足400人，佔總體選民人數不足5%，部份出席者只出席自己界別的環節，只有極少人會由早上十時乖乖坐至晚上六時半。對於各界別的選民認識其他界別的候選人，以及進行一些跨界別的討論均是極大的阻礙。」

《獨立媒體》提到「認識其他界別的候選人」，是指根據藝發局選舉制度的設計，選民除了自己所屬界別外，亦可同時在其他九個界別選擇一名候選人為該範疇代表。要在短時間內認識非自己所屬界別的候選人，絕非易事。拒絕接收選舉資料的選民如何作出跨界投票的決定，令人廢解。

選民不關心，候選人也一再推番「理論上」的行為預測，不是人人在意選舉宣傳。筆者為選民，到今天（9月28日，離投票日只有7天），經郵寄或電郵收過的候選人資料計有梁祟任（藝術教育），陳之文（視覺藝術）、陳錦成（視覺藝術）、謝健民（戲劇）、劉惠鳴（戲曲）、周潔冰（戲曲）、鍾小梅（藝術行政）、盧偉力(藝術評論)、王慧麟(藝術評論)、梅卓燕(舞蹈)、羅耀威(舞蹈)、吳美筠(文學)，共12人，不及候選人總數的一半。藝術行政候選人葉潤潤，除了抽籤日外，沒有出席任何選舉活動。香港標準舞總會的黃作燊，則曾於2013年9月6日發出電郵予部分候選人，要求提供照片，俾能讓該會「作為推廣之用，而宣傳單張只屬於標準舞總會及完美標準舞中心內部推廣不會公開，只提供本會選民投票方向的介紹」，以教育主席身份向會員提供經篩選過的資料。

選舉只是制度，有民主代議不是投票參與的必然結果。羊群選民、拒絕參與的業內人，以及利用制度各取所需的有心人，令選舉成為改變的休止符──選舉結果是你的選擇，你還要怎樣？

「我們是寄生蟲」──訪歐洲劇場獎得主克里斯提安．陸帕

原刊《三角志》2013年10月號

華沙話劇院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即將於10月24－26日在葵青劇院演出《假面．瑪莉蓮》Persona. Marilyn。此劇是《假面》三部曲之一，另外兩部的中心人物分別是亞美尼亞哲學家George Gurdjieff及猶太裔宗教思想家Simone Weil。為什麼導演 / 編劇克里斯提安．陸帕（Krystian Lupa）會選擇把影星瑪莉蓮．夢露與兩位知性人物並置？

「一般人把瑪莉蓮．夢露的真實性格與她經常演繹的角色混為一談。她對這種對號入座感到煩厭。」陸帕說。「很少人知道夢露是個觸覺敏銳的演戲天才，她對『只有身材沒有腦袋的女性』的演繹，是建基於她的聰慧、幽默感、和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如果你有機會看到她讀的書和記的筆記，你便會明白我在說甚麼。夢露與《假面》系列另外兩位人物一樣，懷著堅強的意志，力圖超越本身的性格、限制、和命運。在作品中，我設計了一個夢露一直追求卻未能如願的慾望──演繹杜斯妥也夫斯基巨著《卡拉馬助夫兄弟》中的格露莘卡（Grushenka）。她不斷學習有關角色的一切，尋找自己與角色等同之處，到達沉迷的程度。但無論她如何努力，始終沒有機會扮演格露莘卡。『夢露超脫為格露莘卡』，就是《假面．瑪莉蓮》的主題。」

陸帕認為，我們都有超越自己性格的慾望。性格像牢籠把我們困住，它驅使我們尋找內在潛能，去改變、完成自己。當作為導演的他把這想法介入角色與演員之間的關係時，「排練」與演員真實的生活便再也分不開。陸帕曾經在一次訪問中表示，演出《假面》的演員，包括飾演瑪莉蓮．夢露的桑德拉．科曾尼克，經歷了一次進入另一性格的旅程，他們不是模仿，而是像旅客一樣以自己的身體意識這個「他鄉」的一事一物，將之轉化為自己的感受和記憶。陸帕曾經形容自己和演員是「寄生蟲」，住在角色之內，吸吮它的養分，直到自己和主體二合為一。演員站在角色與自身之間那危險的邊界上，在過程中讓角色改變自己，也改變角色。「超越不單是指《假面》系列人物的自我追尋。超越是演員變成角色的方法。演員在最初階段，與角色建立連繫，對角色投射親密的幻想，就像戀愛剛開始的時候。對我來說，『角色』不是對白及事件的複合體。我們不是要告訴觀眾有關《假面》系列人物的真實故事，我們創作一些可以填補他們生命中的『黑洞』的物料，書寫他們生命中欠缺的部分。這些物料包括獨白、幻想。演員根據自己的直覺，在演出中即興以物料填補『黑洞』。直覺在演員體內潛伏已久，蠢蠢欲動，在演出中一傾而瀉。」那麼是否有一個所謂「劇本」的存在？「我會構築劇本的核心，然後隨著每次綵排，我會加入更多物料。」

陸帕引導演員與角色建立關係的方法，與他對舞台時空維度的見解不無關係。「相對生活，戲場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們看得更仔細；但我們必須遵從慢咀細嚼的原則。如果說我們嘗試了解的事情是旅程目的地，劇場就是我們間中停下來、思考一下的中站。在劇場內，時間稍為停止。《假面》系列人物以內省體驗著生命中的尋索。夢露把自己視為實驗的對象，嘗試代入格露莘卡的精神層面。她分析當中神秘的細節，不明白時停下來，思考，再嘗試。她所投入的是心理時間，感覺比現實時間長。人在一分鐘內可以經歷不知凡幾小時的心理時間，我驚嘆於這種能力。」

精神分析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對人類共同擁有「原形／集體無意識」的看法，影響了陸帕的導演哲學。「對於像我這樣在基督教思想下成長的人來說，榮格、他對東方哲學的認識、他設計的自我與外在世界溝通的工具等，是一套全然迥異的思考方法。歐洲人應該把接觸東方思想視為一種責任，否則他只會囿於自身文化的範圍、及錯誤中。亞洲人亦應同樣看待西方哲學。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只是表面化地在他者哲學中抽取文化或宗教元素，美其名為『靈感』。這只不過是迎接遊客凝視的動作，只會帶來破壞。」

與陸帕溝通，我採用了「語言」這媒體。然而對陸帕來說，語言不但傳遞宣之於口的內容，它更提醒了我們難以言傳的思想的存在。我們若然願意以性情穿透沒有成為說話的思想，可達致的溝通將更豐厚、親密。陸帕希望在香港──在這個他認為是「帶著一些末世感覺」的城市，演出能引起觀眾共鳴。我相信香港觀眾只要放下對話語的依賴，尊重陸帕的劇場時間觀，讓自己與演出共生，便可與演員一同走一趟超越之旅，由溝通走到共鳴。實美事一椿。

「它能碰到你的心。」 訪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兼首席編舞王新鵬

(《三角志》2013年10月號)

在中國出生及接受舞蹈訓練的王新鵬，在德國生活二十多年後，最近頻繁回到亞洲，今年五月曾為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製作《春之祭》；而他編創的《紅樓夢 — 夢紅樓》，即將於十月底由香港芭蕾舞團演出。中秋之夜，沒有月餅柿子，王新鵬經過一整天的排練，仍然精神奕奕，帶著自信中略有傲然之氣的笑容，告訴我當年為什麼選擇到德國深造。

「我在北京舞蹈學院的其中一位老師來自埃森福克旺學院（Folkwang Essen）。我上他的課時，他已年屆七十多。他認真和嚴謹的教學態度令我對德國人很有好感。有一次他給我們播放Pina Bausch的 Café Muller和 Rite of Spring的錄像。當年的我不但沒有看過現代舞現場演出，連看錄像也是第一次。那時我完全被那種強烈的「人」的感覺震撼了。Café Muller沒有多強的故事性，我卻覺得它內容很深刻；而Rite of Spring則給我一種本能的體驗。那時我便決定了要到德國去，我相信在那兒我會接觸到更大的舞蹈世界。」

王新鵬初到福克旺的時候，對於該地的教學方法不習慣：「在國內的教育是灌輸式的，在那邊卻是啟發性的：教育強調的是個人對環境的思考，在思考中發現本質。只要在法律容許的範圍之內，每個人都可做自己喜歡的事。」有了這種包容的氛圍，各人便可依循自己的性情去了解和判斷生活，也通過這思考活動去理解別人。對王來說，「理解別人」是藝術創作的靈魂：「藝術作品類型不重要，形式也不重要。藝術品只有一個使命，便是讓觀眾感覺。藝術家在創作時有多了解別人，決定了作品能否令觀眾有所感動。」說到這兒，王瞇著眼、以芭蕾舞者獨有的肢體氣度，把手掌輕按胸口，說：「好的藝術，它能碰到你的心。」「碰」字語調，特別溫柔。他大概一面回憶著自己當年看到Café Muller時那顆驛動的心，一面回味著多年來的創作體驗吧！

王也給我解釋德國政府如何與藝術家合作。「德國是走劇院制度的，差不多每個城市都有政府資助的劇院。在大城市，這些都是容納上千觀眾的大劇院。多特蒙德算中型城市，我們舞團因為受資助，必須定期演出一些傳統古典芭蕾劇目，例如『天鵝湖』。但很幸運，我們也有不少機會創作較抽象的現代芭蕾。如果只搞實驗性作品，一般只會獲得單項製作的資助，而不會像駐劇院藝團般在薪水等方面也得到保證。」那麼政府的單項資助決定會否考慮演出入座率？王幾乎肯定地答：「不會。特別是新的創作人發表的新作品。大家看的是評論。評論出來好的話，觀眾自然會漸漸增加。德國的舞評環境還是算健全成熟的。」香港的創作人和藝評人，讀到這段是否羨慕得要吐血！

也許是在這個尊重創作的環境中，王新鵬才可能（在我看來不無野心地）以舞蹈回應文學巨著，如《戰爭與和平》、如《哈姆雷特》、如《紅樓夢》。問他如何走從文字到動作的旅程？「雖然這些名著中有很多人物、情節，但都是為了作品的推進，而最根源的，是作家的『落點』，而這就是我想用舞蹈去表現的。動作的設計是為了表達文字的質感，不是為了說故事。我在《戰爭與和平》看到的，是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令人無法回到原來的自己。人往往要付出自己想追求的：你追求愛情嗎？那麼你就會在得到前失去。所以在《戰爭與和平》舞蹈作品中，我只保留了四個人物，讓舞蹈集中在落點上。」《紅樓夢》的創作原則也相似：「某天有人跟我說：『你是中國人，應該做一台有關中國的作品吧。』我個人對有關民間傳說或英雄人物的創作不太感興趣，然後我想到了《紅樓夢》。它內容之豐富、文字之精煉、細節之華美紛陳，是不用說的了。我卻一直在想，曹雪芹為什麼要寫這書？最後，我決定把創作重點設定在『空』。這是中國哲學精神[中重要的思想之一]。但同時，我加入了一些原著中沒有的角色，代表陰魂不散的封建思想；我也加闊了作品的時間跨度，以表達我對中國近代變遷以及對宿命論的思考。」所以作品名字的註腳是「夢紅樓」，究竟一場夢，一場空。

王新鵬說話時表情豐富，邊回應邊用心思考，說到創作細節時，可以感受到他對祖國的感情，但可能離開太久，畢竟有點外國人看中國的調兒。許是這樣，他能抽身看得更清楚，然後，像他所說的，有了了解，就能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