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城市當代舞蹈團」的《煙花‧冷》（桑吉加編），與一位曾經在香港生活、現已移居外地的資深舞者，談論對作品的觀感。她表示看得血脈沸騰，意猶未盡。令她着迷的包括豐富的材料，設計精良的動作，以及作品整體展現的氣氛。雖然我也認同作品有不少值得欣賞的創作心思，但是何以一台關於香港的舞蹈竟令我生出距離感？也許藉着鋪陳這位舞者的和我的觀點，嘗試探究一下舞蹈面對背景迴異的觀眾時，是如何被觀看的。
桑吉加在《煙花‧冷》中，立足於他在1999-2003年居住的香港，遙望這城今天的模樣，發出一聲「俱往爾」的慨嘆。作品基調冰冷沈鬱，桑式強力而快速的動作設計，在李勁松吵聒的音樂催逼之下，令人噪動不安。抽象舞蹈如何有力地塑造「情境」（emotion-scape），在《煙花‧冷》中得到精彩的示範。例如作品前半部分的一段三人舞：二位男舞者（黃狄文、陳俊瑋）木無表情地把女舞者（麥琬兒）「玩弄於股掌間」──托舉、旋轉、由一位舞者如傳遞物件般交給另一位；失去動作自主權的麥卻在持續地笑，也不知是快樂、是歇斯底里、還是在嘲笑二位如機器般無法停止掇弄她的男人。雖然個人認為三人的性別設定略嫌從俗，但是生活的荒誕無奈，觀眾還是看得清楚明白。
較之桑吉加以前的作品，《煙花‧冷》的動作處理算是溫和，也加入了說話和戲劇元素，其中包括兩段比較長的對話──說是「對話」其實並不盡然，因為雖然兩段都有兩位舞者在說話，但他們之間並無交談。前一段是站在舞台後方暗角的曾景輝，以廣東話描述童年時父親帶他往理髮店的情況，他說一句，坐在舞台前方光亮處的譚渼樺便以英國口音的英文翻譯一句，一面悠閒地把手中衣服疊好、攤開、再疊好、再攤開。一道L型的燈光建立了二人的空間關係，同時在舞台上的還有在燈光區內的黎家寶和燈光區外的麥琬兒。黎和麥孤獨而扭曲的身體，各佔舞蹈一角，持續地動卻沒有交流，為看似閒話家常的「中英對話」標示壓抑的註腳。童年憶述，也要用殖民者的語言說了才算數。
如果中文英文各自表述，還可求個相安無事，那麼即使發音不準、用字錯誤，連表達的能力好像都被剝奪了，還是要說普通話的，是出於恐懼還是巴結？盧盼之反穿着西裝上衣，用半鹹不淡的普通話述說香港本土抗爭的符號之一、人稱「喜帖街」的利東街的故事。在她不遠處可見一雙穿西褲的小腿交疊着，觀眾看不見其上身，但小腿的方向明確表示視線的對象：「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英文也漸漸翻譯不出喜帖街的故事，還是借一首廣東話流行曲，比較穩妥。
那位資深舞者跟我說，以上種種都讓她看得很投入。與桑吉加一樣，她曾經在香港生活，在本城渡過人生重要階段，她愛香港，但畢竟她不是本地人而且也移居了，所以也難免帶着懷舊的浪漫情懷，從外往香港內看，就如看煙花，必須要有一點距離。作為舞者，她關心動作經過多少設計，如何變化創新，難度有多高，舞段之間如何連接等；她衡量作品好不好時，技巧佔的比重很大。的確，舞蹈是可以從技巧層面觀看、令觀眾讚嘆的；但技巧性的、表演化的舞蹈語言，對於不會跳舞的觀眾來說同時也是一道無法跨越的牆。觀眾會對舞者投以他者、更甚是物化的判斷，而無法與之交換現場演出中最本質、最重要的價值：連結。
尤其是像《煙花‧冷》這樣的題材。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回歸後每天生活在社會的改變之中，「香港的景況」並不是懷念的對象而是當下的體驗。我並不滿足於有關北角／沙田坳道／沙田的猴子的描述，因為每個香港人都可以描述一兩個重建的故事。我希望了解的是台上的個人在經歷重建時的發現，然後以真誠的身體，拉近敘述和觀點之間的距離，讓我通過感應他的身體，學懂另一個觀點。形式化的身體語言，令我無法感應同樣作為香港人的眾舞者有否真實地傳遞各自的生活景況，令我擔心他們對題材漠不關心。如果把這些因人而異的記憶痕跡壓抑了，舞台上將會只見舞者，不見個人。固然我非常欣賞幅度和速度之美，但當桑吉加在宣傳片段中說「每一步都是有重量的」時，我相信他念茲在茲的，是血肉和靈魂。
十九世紀法國地理學家Élisée Reclus說：「人類生命的每一個時刻都與當時環境的改變相符合。」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舞者年齡跨度大，在2003年「沙士」發生時，他們當中有三十歲的成年人，也有十來歲的青年，眾人對每天載着口罩的身體大概會有非常不同的記憶吧！當他們以相似的感覺呈現那場改變香港人的疫症時，我不禁想到，舞團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美學上的規範，身體如何放置反映腦袋中的價值觀，標準在一代又一代之間傳承之際，與「當代」的本質，漸行漸遠。
觀賞場次：2016年6月3日晚上8時葵青劇院演藝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