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三角誌》2013年5月號）
筆者本身與日本有點淵源，所以比較留意生活上接觸到的日本人。宗白華說過：「有許多中國人，到歐美後，反而頑固了。」他所指的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對文化身份的執著。個人認識的海外日本人，在這情結上比較隨意，有好些更是要刻意擺脫日本人的調調。第一次與江上悠見面，是數年前一個滂沱大雨的夏天。當時的印象是這位操英式英語、閒閒地喝著啤酒與我淡扯、不知「春琴抄」（筆者註：谷崎潤一郎1933年作品）為何物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那種不太熱衷於回國的「游子」。後來比較熟稔後，有一次我問江上他如何形容自己的國籍。以為是直接的問題，換來曲折的回應：「你是指，我作為日本人如何體現我族特色？還是我是否適切地扮演著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先說你如何看待自己吧！「我在海外生活的時間差不多比在日本還要長。我想，我同時是日本的和英國的。」他說。
在殖民地時代出生的香港人對「混種」（hybrid）這概念毫不陌生。然而混種不是固定狀態，它是由一種形式轉化至下一種形式的過程。重點是，我們知道自己從哪兒起步、走向何方？「我認為，『做個日本人』和『做個他人期望的日本人』，是有分別的──是模仿既有形象？還是創造新的。」江上說。「我到英國是因為我喜歡西方文化。最到那段時間的記憶是 「lost in translation」，我從日本想像的西方開始因為我實在處身當地而改變。我開始尋找新的西方──我人在英國，這個西方卻是基於我的日本根源而形成的。我建構了我的西方，它也建構了新的我。」
江上在2011年第一次以個人身份發表作品Sonographer。雖然演出中有日文對話，但整體沒有甚麼非由日本編舞來做不可的元素。江上對日本表演藝術有甚麼看法？「外國人推崇不已的舞踏，在日本其實已進入夕陽階段，因為日本人不是以表演美學來思考它，而是視它為一種平衡社會心理的發洩，當社會心態改變，人們便不再需要它。我知道不少外國人學習舞踏，但我從沒想過！」那現代舞呢？「因為一些制度的關係，在日本只有寥寥可數的全職現代舞團能夠生存。日本人擺脫不了他們的媚外心態，本土舞團很難有足夠票房。早前我回日本，剛巧Pina電影在日本上影，有份參與電影音樂製作的三宅純辦了個音樂會。『音樂會』上半部分只是電影播放，開始播放前觀眾要到台前獻花予媥娜Ÿ包殊。我固然很尊敬包殊，但我不贊同這種形式化的行徑。」
江上當過外國人期望中的日本人，也試過以外國人的眼睛看同胞，也許不無「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的壓力。他表示在創作時很用心地記著他只是江上悠，但回看兩年前的Sonograph，他也發現了自己刻意迴避日本身份的痕跡。「人們對沖繩有太多聯想了。」這是驕傲還是缺乏自信？「我不肯定，那個時候我只想，我不要別人對號入座，我希望做一個超越我客觀身份的作品。」
「想超越」，成了江上的動力和追尋。他曾多次參加與香港舞蹈生態相關的活動，這在一個舞團舞者、更甚是非港人舞者，是很罕見的。他好奇如何利用錄像科技延伸舞蹈演出的壽命、擴展其影響力。最近江上擔任《新中國芭蕾 ── 青蛙王子》的聯合編舞，他亦有感只要放開「奇觀」的心態，清朝、現代、日本、中國，其實都只是些名片子。「我看到的是階級、權力、淪落、控制欲。超越了表面的分別後，不論中外，自古宮廷皆有之；不論古今，人皆有之。明白了這個之後，與舞者合作便很順心，因為我不會有一套既定的角色要求要他們扮演，我們只是一起經歷一次表達共有的內在情緒的舞蹈語言探索。」
靈巧：巧是氣度優雅、心思細密，游移於輕鬆。江上的巧，固然見諸他的舞，更見於他的人生態度。是日本人，英國人，或者居港11年成了香港人，在筆者看來對江上沒有影響，甚至沒有意義。他像蜻蜓輕輕點過菌集的同類人的水面，像他演出《胡桃夾子》時雖然戴上笨重的「老鼠王」頭套卻依然躍動自如。江上人瘦，卻給同伴傳遞強大安全感，相信因為你知道在他眼中，你只是你的靈魂，任何依附你的標籤對江上來說，都不存在。
江上悠小檔案
江上悠（Yuh Egami），日本沖繩縣人，畢業於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2002年加入香港芭蕾舞團至今，現為群舞員及「胡維中先生暨夫人藝術家」。近年積極參與舞團編舞工作，亦數度以個人身份發表創作。
http://issuu.com/prismcreation/docs/deltazhi_25_we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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