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ar.npac-ntch.org/article/show/1425283569571756
德國萊比錫芭蕾舞團藝術總監
馬里奧•施羅德
讓過去與當下對話
萊比錫芭蕾舞團（Leipziger Ballett）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芭蕾舞團之一。1960年萊比錫歌劇院全新開幕，附屬劇院的舞團除了承繼演出經典芭蕾舞碼的傳統外，也力求編創全新的現代芭蕾作品。雖然舞團在現代芭蕾創作方面已累積了一定數量的作品，但鑑於它的歷史和強烈的古典形象，加上如海外觀眾的筆者能欣賞到的演出仍然以古典芭蕾為主（筆者居於香港，萊比錫芭蕾舞團上一次在港演出的即為2007年、莫札特的《大彌撒》），所以總是先入為主地把舞團定性為古典、華麗，是傳統的守護者。
但正如藝術總監及首席編舞馬里奧•施羅德（Mario
Schröder）在訪問中說：「要了解一個人，我們要看盡他發放的所有色彩。」用心看一下，便會發現施羅德實在有著一顆「當代的心」。施羅德科班出身，在德國「德累斯頓舞蹈學院」（Palucca
Hochschule für Tanz Dresden）接受專業舞蹈訓練，擁有「恩斯特•布希戲劇學院」（Hochschule für Schauspielkunst “Ernst
Busch”
Berlin）編舞碩士學位。他即將在四月帶同舞團來台演出，他本人更將與「世紀當代舞團」合作，為該團編創《狂放的蝴蝶》。背靠著悠久的歷史和已然獲得的聲譽，施羅德如何以他的性情和品位，推動舞團和個人的藝術，更深刻地走進當代人的內心？
Q：在2010年你成為萊比錫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能夠在藝術上領導一個有三百年歷史的舞團，實在不簡單！我估計你當時除了感到興奮，應該也覺得任重道遠吧！你可以談談你初任藝術總監的情況嗎？在維爾茨堡劇院及基爾劇院擔任藝術總監的經驗，適用於萊比錫芭蕾舞團嗎？
A：「藝術總監」代表了實質的職責範圍，但我的創作早於在維爾茨堡或基爾已經開始。當我還是萊比錫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時，我已經開始蒐集、累積我的藝術養分。與不同的舞者、編舞及客席舞團合作，也給我很多創作上的啟示。在其他城市工作後回到萊比錫，感覺就像回家，好像打開家的那扇門時的心情。
說壓力，又何止我初獲委任的日子！藝術家無時無刻不面對壓力，因為你對舞團和觀眾都責無旁貸啊！
Q：萊比錫芭蕾舞團的舞碼包括古典及二十世紀的新古典芭蕾，配合經典的交響樂曲。你接任藝術總監後也繼承這方向。是出於舞團傳統的傳承需要，還是你主動的藝術選擇？
A：音樂對我非常重要，它是我的伴侶、朋友，它令我我生命更豐盛。我自小便生活在音樂中，在德累斯頓舞蹈學院求學時它也從沒離開我。我不會為某段樂章編舞。它必須先於舞蹈觸動我的情緒。至於是古典還是新古典，我不太在意。
Q：到現時為止你已創作了超過八十個作品，數量確實驚人！是甚麼給你靈感？你從甚麼吸取讓你繼續創作的力量？有沒有曾經感到自己被困創作的瓶頸？如何克服？
A：我身邊任何事情都會給我帶來靈感：自己的生活、社會、環境、與朋友閒聊、看一張畫，甚麼都可以。前提是你必須把心靈打開，敏銳地觀察，敏感地體會。
成功的感覺固然好，但生命中會有不好的成功。它會摧毀你，除非你懂得怎樣透過它成長。作為藝術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雖然有時得費吃奶的氣力。
Q：我看過你其中兩個作品的視頻：《卓別林》（Chaplin）及《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你透過它們向偉大的表演者致敬吧！你會否發展一個「施羅德致敬系列」？如果你會，哪些人物會榜上有名？
A：這問題不好回答，因為它牽涉到將來。
對我來說，以名人為主題創作芭蕾舞的重要性不是在於作品是否受歡迎，而是這些舞蹈能否呈現這些名人的真實性情。他們有理想，有遠見，也有恐懼。他們不只是曾經存在的故事，他們的思想與今天的社會仍然息息相關，仍然有影響。他們跟大名鼎鼎的梵谷（Vincent van Gogh）一樣，思考「我是誰？」及「我該往哪兒走？」，與作為編舞的我經常思考的命題相同。
我有想過創作關於約翰‧連儂（John Lennon）及梵谷的長篇芭蕾舞劇。二位人物對我有奧妙的吸引力。
Q：我個人很喜歡吉姆•莫里森，所以看到作品視頻時很興奮。短短的錄像，黑暗的能量卻滿瀉。作品由主題、音樂到舞者的表達，都無疑具當代性。德國觀眾反應如何？這作品能代表你的藝術野心嗎？
A：《吉姆•莫里森》很成功，意想不到地成功。如果它與野心有關，那麼它揭示了我對「新」音樂的著迷：它是我讓過去與當下溝通的橋樑......
Q：讓我們談談「當代芭蕾」這概念。如果說「當代」的藝術作品反映這一刻的生命景況，那麼產生於數百年前的芭蕾舞語言，能否適切地表達現代人的情感？還是因為我們需要合理化偏離古典芭蕾形式的近代創作，而創造了這個新的分類？其實現代舞或當代舞的訓練，大體上是從芭蕾技巧發展而來的，你認為「當代芭蕾」與「當代舞」本體上的分別是甚麼？
A：事實上我不太思考這些概念甚麼的。對我來說，當代舞蹈就是以所有記憶為素材，在地、當下地舞。舞蹈呈現就像顏色紛陳的調色盤，每位觀眾對顏色都有不同的喜惡。舞者則必須熟練十八般芭蕾武（舞）藝，才可以在當下盡情地動。芭蕾舞技巧不必等同枷鎖。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格萊特．巴路卡（Gret Palucca）、媥娜．包殊（Pina Bausch）、湯姆．舒林（Tom Schilling）等，都是衝破古典芭蕾桎梏的先鋒們。
Q：有謂說：「技巧趕跑了觀眾。」意思是高難度的技巧展現讓觀眾視舞台上發生的為奇觀，從而產生距離感，不會嘗試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對應。芭蕾舞的美學建基於通個集體表現的個別技巧成就，現代舞則強調演出者和觀眾各自的個人主體性。觀乎這些分野，「當代芭蕾」這概念該如何實踐？
A：進入萊比錫歌劇院的觀眾一般已作好準備，放開胸懷迎接一個充滿幻想和情感的世界。我的藝術除了能讓人歡快，更要能憾動情緒。我容許我的舞者以自己身體的特色來表達感覺。
Q：「全球化」在本世紀初漫遍世界，它的強大影響亦引起了反資本主義和反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從更根源的角度看，它是一種反對由單一權力核心定義的單一價值系統的思潮。我個人認為，芭蕾舞的美學標準和展現形式也是單一話語權的產物。你認為芭蕾舞走到今天，在社會應該佔甚麼位置？它若要繼續維持在西方高雅藝術的頂端、繼續維持自身對世界的影響力，下一步該怎樣走？
A：我必須面對例如全球化這類外來的影響。我們要面對挑戰，但不可忘記過去。
雖然芭蕾舞近年已經歷很大程度的解放，但很多人對芭蕾舞和芭蕾舞者仍然抱有偏見。他們印象中的芭蕾舞只有穿緊身褲跳《天鵝湖》的男生。我認為相比起其他藝術形式，舞蹈表達感受或景況的潛力更大。舞蹈很特別，它的表達能力很強。正因為如此，舞蹈在西方高雅藝術中佔很重要的位置，也能持續地在全球發揮影響力。
Q：你為「世紀當代舞團」編的《狂放的蝴蝶》是有關你對台灣的印象。台灣有甚麼特別吸引你？你為此作品設計的動作融入了嘻哈舞和功夫元素。可以分享你在處理這些各異的動律和美學原則時的體會嗎？
A：如果我把所有台灣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放進作品中，這作品大概要演一整星期......
「蝴蝶」是人類的別號。他們必須自由，才可狂放。要了解一個人，我們要看盡他發放的所有色彩。在我們看來，蝴蝶好像四處亂舞，但其實牠們的飛行韻律是有跡可尋的。牠們根據花兒、雨點或風向的啟示，決定飛行路徑。當我細心觀察台灣人、在當地與他們接觸，我便認定蝴蝶最能代表我心中的台灣。我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不用很多時間我對台灣文化已有很深刻、很正面的體會。我認為發現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在我的生命中很重要，因為我可以通過這些經驗成長。
Q：去年你親自迎接「冰桶挑戰」，也帶領團員以年輕活力形象參加萊比錫「粉紅鞋日」（Pink Shoe Day）。看到你們與社區人士一起玩得那麼盡興，真令人羨慕！以你們這個形象典雅的舞團，如何與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建立聯繫？他們會否感到你們遙不可及，存活於他們日常生活之外？
A： 對，確實有些市民感到與舞團毫不相干。但我認為這只是溝通不足的問題。所以在每場演出後，我們都安排與觀眾對談，讓他們可以與我或舞者們聊一下。此外，我們有個名為「在城中房子跳舞」（Dance in the houses of the city）的計劃，讓我們接觸那些不會進入劇院的市民。他們見到我們的舞者時，通常都表現得雀躍。我們認為，這些活動便是溝通，讓我們連結。
事實上，萊比錫芭蕾舞團的舞者來自廿一個國家，所以溝通和接納根本就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我們的言談舉止都代表著自由、自信和包容。萊比錫這個城市與它的芭蕾舞團有的是相生的關係，舞團是社會一份子，社會也影響我們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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