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公營機構申請資源進行藝術計劃、特別是計劃牽涉任何意義上的「社區關連」時，申請人通常會被問及計劃可以接觸到多少社區人士。如果這是一項以藝術包裝的公關投資，對「受眾」的期望會更殷切。如何決定「眾」有沒有「受」？在我們這個明碼實價的正貨之都，獲廣泛認定為客觀（包括資源提供及接受雙方）的方法是把計劃鉅細濃縮成一次展演，看它能吸引多少人看──展覽、演出、出版，不都有可量度的觀眾量嗎？
在香港儼然成為世界三大藝術交易中心之一的今天，把「藝術」視為一件單一的成品的概念被硬銷成真理；對藝術接觸有限的人來說，這概念便捷地（但錯誤地）解釋了藝術的價值。手中拿着「建立社區關連」的資源的我們，能否抗拒以「展演」作為成績表的理所當然，讓計劃過程得到更多關注？
我之所以對展演有保留，是因為很多時，這類計劃的運作包括招募社區人士參與，在一定數量的課堂（通常不會太多，總時數約三十至四十左右）中教授一種藝術形式，然後展演他們對該形式的技巧掌握，所以他們可能畫畫、演戲、跳舞、寫詩，內容環繞計劃所關心的。我們都體諒短時間內學得的有限，所以對展演一般不會有太高期望，家人朋友表現了愛的支持，資源提供者把受眾數字寫在報告上，藝術家得到發揮影響力的機會，皆大歡喜，掌聲中，完成。
但只是輕鬆隨意地看了一次普普通通的展演的觀眾，仍然無法理解社會為什麼要支持藝術。因為他們無法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參與者經歷的過程。
個人認為，真正發揮藝術在社區中的力量，真正令參加者難以忘懷的，是他在那數十小時內見識到看世界、看人生的不同方法，學習以一種新的工具了解自己，面對自己，表達自己。他可能不會達到很高的技藝水平，但他會因為親身經歷，明白藝術的意義不在掌聲財富，而在體會領受。一次展演，何以傳遞個人的提昇？
「新約舞流」藝術總監周佩韻設計的「藝城動展跨媒體藝術工作坊演出」，在我看來便是這種過程比展演更重要、但過程之可貴難以傳遞的例子。周邀請音樂人，畫家及建築師，分別與三位編舞組成三對創作夥伴，共同帶領一群包括中文大學學生的學員參加工作坊。每一階段的工作坊後，有一次演出，以舞蹈為核心，加入音樂、舞蹈或建築元素。最後在本年六月舉行「終期演出暨展覽」。設計本身頗具野心，是個「一個跨學年、集合舞蹈、音樂、建築、視覺藝術，尋找城市空間的跨媒體大型演藝計劃」，夥拍的藝術家們互不相識，在短時間內要了解另一個個體的藝術觀，學習一種藝術形式的獨特之處，更要找到與這位不熟悉的拍檔一起創作展演的共同語言。他們亦要把各自的「藝術」授與達二、三十之數的學員。然而計劃並不是為了讓學員的技巧變得精湛，反之，因為兩位夥伴藝術家共同帶領工作坊，他們便不能過於偏重其中一種形式，而需要尋找一些更深層的關連性。脫離了技巧訓練的桎梏，工作坊內容可能更接近藝術教育的本質。例如學員要以身體不同部位畫畫，以皮膚感受帆布的質感；例如他們會聆聽紙張磨擦的聲音；例如他們透過觀察物理空間，想像心靈空間。問學員對工作坊的評價，他們的意見是很「好玩」。年輕人認為「好玩」的往往是很多可能性的起點。
「藝城動展跨媒體藝術工作坊」（舞蹈X視藝）本年二月在中文大學火車站廣場演出
可惜的是，在二十分鐘的舞蹈展演中，觀眾很難感同身受那種「好玩」的重要性。雖然我相信人的心靈覺醒會令外在展演蘊含重量，甚至能撼動人心，但這個由內而外的進程很漫長，不會憑一個短短的計劃成就得到。那二十分鐘的舞蹈是一盤青春溢滿的小點心，觀眾帶着包容的微笑看完離開後，他們會記得甚麼？
「藝城動展跨媒體藝術工作坊」（舞蹈X建築）本年四月在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演出
問周佩韻需要舞蹈展演的原因。除了因為滿足資助條款要求，她坦承自己也受一種「沒有展演便仿佛難以交待成果」的觀念支配。為什麼我們對過程的意義如此欠缺信心？為什麼我們有這種必須呈現可量化成效的焦慮？他人的要求與我們的配合，是否其實同樣沿自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經過千錘百鍊而蛻變成「完成品」的藝術固然比春宵更值千金，但千百年來餓死的藝術家那麼多，我們大概只視藝術為有閒錢時買來往臉上貼金的裝飾品吧。社會的文化底蘊存在於我們過日子的細碎中，我們的生活過程，就是它的展演。搞不好有天我們在恆生指數、空氣污染指數、誘蚊產卵器指數之外，還要來個關愛座讓座指數，以證香港人素質之高。不展演，難以在今天的香港滿足多數人的期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展演，卻偏離了藝術的本質價值；這 to be or not to be 式的兩難，似乎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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