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出生及接受舞蹈訓練的王新鵬，在德國生活二十多年後，最近頻繁回到亞洲，今年五月曾為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製作《春之祭》；而他編創的《紅樓夢
— 夢紅樓》，即將於十月底由香港芭蕾舞團演出。中秋之夜，沒有月餅柿子，王新鵬經過一整天的排練，仍然精神奕奕，帶著自信中略有傲然之氣的笑容，告訴我當年為什麼選擇到德國深造。
「我在北京舞蹈學院的其中一位老師來自埃森福克旺學院（Folkwang
Essen）。我上他的課時，他已年屆七十多。他認真和嚴謹的教學態度令我對德國人很有好感。有一次他給我們播放Pina Bausch的 Café Muller和 Rite of Spring的錄像。當年的我不但沒有看過現代舞現場演出，連看錄像也是第一次。那時我完全被那種強烈的「人」的感覺震撼了。Café Muller沒有多強的故事性，我卻覺得它內容很深刻；而Rite of Spring則給我一種本能的體驗。那時我便決定了要到德國去，我相信在那兒我會接觸到更大的舞蹈世界。」
王新鵬初到福克旺的時候，對於該地的教學方法不習慣：「在國內的教育是灌輸式的，在那邊卻是啟發性的：教育強調的是個人對環境的思考，在思考中發現本質。只要在法律容許的範圍之內，每個人都可做自己喜歡的事。」有了這種包容的氛圍，各人便可依循自己的性情去了解和判斷生活，也通過這思考活動去理解別人。對王來說，「理解別人」是藝術創作的靈魂：「藝術作品類型不重要，形式也不重要。藝術品只有一個使命，便是讓觀眾感覺。藝術家在創作時有多了解別人，決定了作品能否令觀眾有所感動。」說到這兒，王瞇著眼、以芭蕾舞者獨有的肢體氣度，把手掌輕按胸口，說：「好的藝術，它能碰到你的心。」「碰」字語調，特別溫柔。他大概一面回憶著自己當年看到Café Muller時那顆驛動的心，一面回味著多年來的創作體驗吧！
王也給我解釋德國政府如何與藝術家合作。「德國是走劇院制度的，差不多每個城市都有政府資助的劇院。在大城市，這些都是容納上千觀眾的大劇院。多特蒙德算中型城市，我們舞團因為受資助，必須定期演出一些傳統古典芭蕾劇目，例如『天鵝湖』。但很幸運，我們也有不少機會創作較抽象的現代芭蕾。如果只搞實驗性作品，一般只會獲得單項製作的資助，而不會像駐劇院藝團般在薪水等方面也得到保證。」那麼政府的單項資助決定會否考慮演出入座率？王幾乎肯定地答：「不會。特別是新的創作人發表的新作品。大家看的是評論。評論出來好的話，觀眾自然會漸漸增加。德國的舞評環境還是算健全成熟的。」香港的創作人和藝評人，讀到這段是否羨慕得要吐血！
也許是在這個尊重創作的環境中，王新鵬才可能（在我看來不無野心地）以舞蹈回應文學巨著，如《戰爭與和平》、如《哈姆雷特》、如《紅樓夢》。問他如何走從文字到動作的旅程？「雖然這些名著中有很多人物、情節，但都是為了作品的推進，而最根源的，是作家的『落點』，而這就是我想用舞蹈去表現的。動作的設計是為了表達文字的質感，不是為了說故事。我在《戰爭與和平》看到的，是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令人無法回到原來的自己。人往往要付出自己想追求的：你追求愛情嗎？那麼你就會在得到前失去。所以在《戰爭與和平》舞蹈作品中，我只保留了四個人物，讓舞蹈集中在落點上。」《紅樓夢》的創作原則也相似：「某天有人跟我說：『你是中國人，應該做一台有關中國的作品吧。』我個人對有關民間傳說或英雄人物的創作不太感興趣，然後我想到了《紅樓夢》。它內容之豐富、文字之精煉、細節之華美紛陳，是不用說的了。我卻一直在想，曹雪芹為什麼要寫這書？最後，我決定把創作重點設定在『空』。這是中國哲學精神[中重要的思想之一]。但同時，我加入了一些原著中沒有的角色，代表陰魂不散的封建思想；我也加闊了作品的時間跨度，以表達我對中國近代變遷以及對宿命論的思考。」所以作品名字的註腳是「夢紅樓」，究竟一場夢，一場空。
王新鵬說話時表情豐富，邊回應邊用心思考，說到創作細節時，可以感受到他對祖國的感情，但可能離開太久，畢竟有點外國人看中國的調兒。許是這樣，他能抽身看得更清楚，然後，像他所說的，有了了解，就能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