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感覺麻甩

原刊:
https://thestandnews.com/art/%E6%84%9F%E8%A6%BA%E9%BA%BB%E7%94%A9/





25日我在中環藝穗會地下劇場,觀賞李健偉、黃振邦、沈樂民的舞台作品《月台》。在那之前兩天,我與李健偉在茶餐廳午餐,他點了豆腐火腩飯。那飯被他的胃消化了沒有,我不得而知;那飯的聯想卻一直留在我腦中。於是看著《月台》,我感到了「麻甩」。

對,是感到。不是經過思考的閱讀,只是像由擠在狹小劇場內的觀察散發出來的能量一樣,被感覺到。「麻甩」跟母語中很多詞彙一樣,你很難清楚解釋它的意思,你只知道在甚麼時候使用最恰當。所以我也說不清怎麼一個難以用文字詳細描述的詞彙在舞蹈語言中獲得合適的表達。也許「麻甩」不是形容詞,它是對一種經驗的結論。

麻甩可以應用於人的外表或舉動,或者,它可以是一種情懷。三十歲過後,如果承認沒有經歷過甚麼遺憾事,便好像發育得有點不太完全的樣子。「遺憾」是一面掛在外衣襟前的徽章。「遺憾」是令自己變得重要的明細表,點算是否有人曾為你哭、你曾否在萬惡的現實前放棄理想之類。這些遺憾不會消失,但它令你痛的時候,可以透過陳昇的《把孤單留給自己》消解。K房內桌面上的通常是啤酒,威士忌只出現在歌詞中。這時候,你很麻甩。

年過三十的李健偉、黃振邦、沈樂民,雖不至於中年危機,但吃藝術這口飯到今天,回望一下,慨嘆一下,似乎是時候。作品名為《月台》,它直接地代表你可以前進、或坐上回頭走的列車,但它不是讓你停留的地方。演出開始和結束前均播放了由車箱內拍攝窗外移動風景的錄像,畫面處理平實,不控訴也不說教,卻從每天慣看的平常景物中突顯了不斷增強的城市暴力。我由火腩飯想到了索價一百二十元的餐蛋飯。

有一段,三人在桌子前坐下,玩敲打桌面遊戲:其中一人開始敲起一段節奏,另外二人要追上拍子。這種表面角力實際兄弟情深的畫面,我是否在「Boyz to Men」或「Michael Learns to Rock」的音樂錄像中見過?黃振邦就著歌曲《Man in the Mirror》的獨舞,那刻意模仿美國九十年代的流行舞蹈,讓我醒覺到當貧富懸殊和恐怖襲擊未成為世界主角前,我們曾多麼的濫情。平易近人的藝術表達像個突然冒出一句睿智名言的襤褸小角色,把旁人棒喝得措手不及。

再下來三人各演出一段自己的撒手鑭,李健偉的舞蹈意在符號,黃振邦的是身體的控制,沈樂民則以擊鼓言志。麻甩的呈現,少不了一件洗得發毛、顏色曖昧、絕對合身的衣服。它是讓穿者最自信的標記,被它包裹的身體最坦然,最能面對遺憾。

李和黃在個多小時的演出中,換了多次衣服。要用舞台語言解讀的話,可能每次更衣代表他們人生階段的轉變,也可能場地太小,可以轉換的「佈景」大概只有衣服。但其實也沒有甚麼需要解讀,生活進程總免不了清潔和污穢衣服的更替。換到最後,三人穿上白色服裝,完場。他們要回到純白的起點嗎?也許,但我更希望這是一種煞有介事的「沒事」。麻甩好玩之處是在於嚎哭捶胸之後,不會作任何改變,繼續頑強地「做自己」;堆砌的場景只為幫忙觀眾安心投入。麻甩的底蘊是堅持我只是我。不故作深奧,止於表面意義,便是對麻甩最誠實的詮釋。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觀看《乾花》的方式



原刊《立場新聞》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E8%A7%80%E7%9C%8B-%E4%B9%BE%E8%8A%B1-%E7%9A%84%E6%96%B9%E5%BC%8F/
 
也許本文題為「觀看徐奕婕的方式」會更合適,因為它不會集中討論《乾花》作為舞台作品的種種;但以單一例子說一個人,結果必定以偏蓋全,所以還是以作品為起點好了。

徐奕婕在今年19日發表她的新舞蹈創作,以《乾花》命名,問她概念由來,她說自己身為女性、從事含表演性質的工作,感覺自己「需要年輕、美麗」,於是她開始探索乾花作為一個意像與紅顏老去的關係。如果套用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提出的論點,這位在香港長大的二十代女性如何觀看自己?

先看作品的宣傳圖像:


本圖未能顯示的是配圖的文案:「究竟愛美是女人的天性?還是愛美仍然是男性的『第二性』?」。她提出這問題是否因為意識到自己與男性凝視的關係?照片中的徐奕婕造型無疑是一位花之精靈(elf),令人想起芭比娃娃類玩偶或電玩中的女性,她們代表純潔、美麗、脆弱,必須由男性保護,是男性的英雄感和佔有慾的投射對象。徐的化裝同樣是「清純系」的裸裝色調,她閉上眼睛,大量展示皮膚,以害羞勾引。她沒有以目光迎接凝視,但她面上的微笑讓她以物化的順從成為了男性眼中的美麗──而鮮花,往往是男性對可慾求的女性的形容。

演出舉行的葵青劇院黑盒劇場,觀眾席全部拆掉,中間放置了類似動物園欄柵的紅色裝置,欄柵內是一個透明箱子,人在其中便仿佛藥水中的標本,白色的長條是一幅布,兩端在近天花板處結起來,具類似吊床功能,能承載舞者身體。
(攝影:S.y.Choy

演出從頭到尾,徐奕婕沒有超出欄柵範圍。一開始她把自己倒掛在透明箱內;中段她推倒箱的四壁,衝開了屏障,卻被壓在其中一片之下;末段她站到欄柵之上,在窄面上行走,最後她回到圈內,以胚胎之姿蜷伏在布中。她鼓勵觀眾在場內走動,找尋觀看的角度,但無論我身處甚麼位置,我無法改變與徐的「觀者-被觀者」關係,因為她堅實地讓自己成為接受觀看的客體。在我看的一場,徐沒有直望觀眾,沒有以視線奪回關係中的主導性;她貼身而近乎皮膚色的衣服帶著裸體的暗示,給予觀眾觀看赤裸的權力。我可以主動走進欄柵範圍內,但徐沒有走出去。她沒有主動改變我們以物理位置建立的關係,讓我們掌握與她保持安全距離的決定權,以高高在上的漠然看著她不願以色相自恃的掙扎。

伯格認為:「女性的社會風度說明了她是如何對待自己,以及界定出別人該如何對待她。」「別人眼中的她,取代了她對自己的感覺。」(約翰˙伯格:《觀看的方式》,吳莉君譯[第二版)。麥田出版,20108月,頁5657)如果想擺脫桎梏,拒絕範式,我們需要檢視自我與範式的關係。當內化了的價值觀是主體構成的依據時,所謂反抗也不過撒嬌吧。我不是認為徐奕婕或《乾花》不好,事實上作為被商業影像餵養著長大的一代,她詰問如何在他人的價值中找尋自己,很難得。我想提出的,其實是如果我們要變得更勇敢,在今天的香港,有甚麼力量可以依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