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IATC「國際藝評人講座：柯迪維．薩尤（羅馬尼亞）」的回應

對於Prof Octavian Saiu2016年 2月17日的兩場講座，我認為演講內容有好些需要斟酌的部分。雖然Saiu在下午的演講表明，目前我們對所謂「東歐」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共識，但他並沒 有解釋他在演講中重複使用的「東歐劇場」(Eastern European theatre)一詞，指的是地理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的「東歐」。Saiu沒有釐清這個含混、以相對「西歐」為理解基礎的概念。演講似乎把1989年 之後、由前蘇聯政權管轄的國家視為一個整體，作為羅馬尼亞人的Saiu使用「東歐劇場」一詞，未必令人有counter-intuitive之感。

Saiu選擇以Silviu Purcarete，作為晚上的講座「鐵幕之後：當代東歐劇場的創新形式、表演身體與空間」主要／唯一討論對象，本無不可，但他未能有力地說明為何 Purcarete的作品可視為「東歐劇場」的代表。Saiu提到，在1989年之前，演出經典劇作、以古喻今，是避開政治審查的手段；他亦提到在 1989年後，「東歐」的劇場補貼制度令導演可以動用大量人力及場地資源，但他沒有解釋，以他用的Purcarete作品 《Faust》為例，何以在1989年後，Purcarete仍然選擇經典文學作品而非新文本；亦沒有解釋何以Purcarete選擇以大量演員以及非常 規場地實踐他的美學構想。可以動用，不代表一定要用。Purcarete明顯是作出了選擇。這個選擇動機是甚麼？對於我們了解「東歐劇場」，有甚麼重要 性？

Saiu在講座中多次用「Bodies」一字，指的是在不同「東歐劇場」作品中可見的大量演員以集體進行的方式傳遞的表演力量。我贊成群體的同在感、整齊 而重複的動作，可以產生帶動觀者投入的力量。然而，這種力量與步操、過百人的管弦樂團、甚至獨裁政權用以展示國力的萬人操，有甚麼分別？其發生於劇場的獨 特之處是甚麼？從Saiu播放的《Faust》片段（固然我承認以數分鐘的片刻來評論作品是不恰當的），眾多演員和大量布景道具，讓我看到的是一種 spectacle，一種decadence的指涉，如果我在現場，我可能會體會到Bakhtin所指的嘉年華會力量，但Saiu沒有作闡釋，所以我無所 得知他如何理解劇場內的「Bodies」及「身體」與表演的關係。

Saiu認為劇場不可用作為social instrument（這亦是香港官方對藝術的ontology的認知錯誤之一），我認同此觀點，但我認為他的論調帶有一種essentialist的危 險性：如果劇場不能與現實扣連，劇場內討論的容易變成形而上概念的空談。確然，我們未必需要在劇場內處理真實事件，但必須把劇場放置在該地的歷史、政經和 文化脈絡之中。「東歐」在1989年之後，人民面對的不單止是概念上的、引用Saiu的用字──「普世性」的價值判斷，「不公義的經濟制度」、「生存的意 義」、「身份認同」等思考已經由知識層面「紆尊降貴」到生活層面，每天以活生生的貧窮、失業、酗酒、自殺，與「東歐人」共存。我們要理解「東歐劇場」，怎 麼可能迴避面對這個現實脈絡？現實生活影響了「東歐人」的生命觀，影響他們對劇場的期望、影響我們如何透過他人之景況反思自己的生命。如果劇場的 「Bodies」欠了Embody，又何以成為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