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對IATC「國際藝評人講座:柯迪維.薩尤(羅馬尼亞)」的回應

對於Prof Octavian Saiu2016年 2月17日的兩場講座,我認為演講內容有好些需要斟酌的部分。雖然Saiu在下午的演講表明,目前我們對所謂「東歐」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共識,但他並沒 有解釋他在演講中重複使用的「東歐劇場」(Eastern European theatre)一詞,指的是地理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的「東歐」。Saiu沒有釐清這個含混、以相對「西歐」為理解基礎的概念。演講似乎把1989年 之後、由前蘇聯政權管轄的國家視為一個整體,作為羅馬尼亞人的Saiu使用「東歐劇場」一詞,未必令人有counter-intuitive之感。

Saiu選擇以Silviu Purcarete,作為晚上的講座「鐵幕之後:當代東歐劇場的創新形式、表演身體與空間」主要/唯一討論對象,本無不可,但他未能有力地說明為何 Purcarete的作品可視為「東歐劇場」的代表。Saiu提到,在1989年之前,演出經典劇作、以古喻今,是避開政治審查的手段;他亦提到在 1989年後,「東歐」的劇場補貼制度令導演可以動用大量人力及場地資源,但他沒有解釋,以他用的Purcarete作品 《Faust》為例,何以在1989年後,Purcarete仍然選擇經典文學作品而非新文本;亦沒有解釋何以Purcarete選擇以大量演員以及非常 規場地實踐他的美學構想。可以動用,不代表一定要用。Purcarete明顯是作出了選擇。這個選擇動機是甚麼?對於我們了解「東歐劇場」,有甚麼重要 性?

Saiu在講座中多次用「Bodies」一字,指的是在不同「東歐劇場」作品中可見的大量演員以集體進行的方式傳遞的表演力量。我贊成群體的同在感、整齊 而重複的動作,可以產生帶動觀者投入的力量。然而,這種力量與步操、過百人的管弦樂團、甚至獨裁政權用以展示國力的萬人操,有甚麼分別?其發生於劇場的獨 特之處是甚麼?從Saiu播放的《Faust》片段(固然我承認以數分鐘的片刻來評論作品是不恰當的),眾多演員和大量布景道具,讓我看到的是一種 spectacle,一種decadence的指涉,如果我在現場,我可能會體會到Bakhtin所指的嘉年華會力量,但Saiu沒有作闡釋,所以我無所 得知他如何理解劇場內的「Bodies」及「身體」與表演的關係。

Saiu認為劇場不可用作為social instrument(這亦是香港官方對藝術的ontology的認知錯誤之一),我認同此觀點,但我認為他的論調帶有一種essentialist的危 險性:如果劇場不能與現實扣連,劇場內討論的容易變成形而上概念的空談。確然,我們未必需要在劇場內處理真實事件,但必須把劇場放置在該地的歷史、政經和 文化脈絡之中。「東歐」在1989年之後,人民面對的不單止是概念上的、引用Saiu的用字──「普世性」的價值判斷,「不公義的經濟制度」、「生存的意 義」、「身份認同」等思考已經由知識層面「紆尊降貴」到生活層面,每天以活生生的貧窮、失業、酗酒、自殺,與「東歐人」共存。我們要理解「東歐劇場」,怎 麼可能迴避面對這個現實脈絡?現實生活影響了「東歐人」的生命觀,影響他們對劇場的期望、影響我們如何透過他人之景況反思自己的生命。如果劇場的 「Bodies」欠了Embody,又何以成為劇場?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