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於我而言是王榮祿(祿)自《功和豆腐》之後最接近自己的作品。過去幾年,祿致力尋找藝術身份,透過面貌迥異的作品(《蕭邦vs CA幫》、《遊戈蒼穹》)試驗創作能力及觀眾反應;或者企圖從deconstruction尋獲reconstruction
之路,「UN-祿」(Unlock)自己與不同界別藝術家合作。然而這些努力都囿於一種無根之輕,因為沒有明確的「祿藝術」座標,我難以梳理這些紛杳的嘗試與王榮祿作為一個人、或者王榮祿作為一種舞蹈論述的關係。在《無用》,祿回到自己的身體,檢視「祿」今天的模樣,在尋找藝術身份之前尋找王榮祿的身份,讓我作為觀眾也可以再次接近一個人,一個我可以嘗試共鳴的身體,而不是一個以「它」代名的舞台製作。
喜見祿在《無用》展現對舞蹈作為narration的純粹性的信心。在演出首段,他與周書毅四手緊握,相連的二人要移動的話必須大幅度旋轉肩關節,或者從對方臂下走;要移到另一位置的條件,是必須把牽制着自己活動能力的對方寸步不離的留在身邊。用身體說「My hands are tied」的無力感,大概就是這樣。之後兩段單人舞,祿把對無用的體會沈澱成身體感覺,例如仿佛在夢魘中如何使勁力氣把會被消弭掉的憤怒,或者在黑暗中獨自走路時只聞自己的呼吸聲的惶恐。舞者與觀眾共有的身體經驗,令對話變得可能。
相對於祿,「無用」於周書毅只是外於身體的思考對象。看着躺在地上的祿,不知應扶一把還是置之不理的周;隨着無旋律無溫度電音抖動軀體的周,展示的是如何以一個有用之身再現無用之念。他沒有放下刻鑄在他身上之「有」,所以觀眾看到的「無」就總帶着一「用」之隔。舞者常說身體不說謊,那麼,是誰說謊了?
場內百張募集得來的椅子,聽說本來是「無用」之物,現在成了「有用」的觀眾坐位。演區上的大幅塑料帳蓬,應該是本來「無用」的垃圾膠袋,現在成了「有用」的劇場布景。兩個符號,就這樣走進了死胡同,沒有轉化,容不下更多想象。這些無辜的物事,這些本相沒有改變的物事,為甚麼非不得在「有用」與「無用」的二元中安身立命?看《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好有壞,有用與否只在於景況心態。後現代的說法,就是Derrida派的境遇化差異觀念。藝術一旦向約定俗成靠攏,便再沒有可玩味的空間。無 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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