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雙年展與文化身份

（信報，2017年5月29日）

雖然現今雙年展、三年展已不再是新鮮事，然而開始於189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因為其歷史和規模，仍然享有一定的江湖地位。百多年來，西方國家陸續在當地興建永久的地標式展覽館，組成雙年展（視藝單元）的核心Giardini展區；另一重要展場是以藝術家為單位的Arsenale國際藝術展，場地由舊船塢改建而成。未能晉身以上場地的，尚有「獲官方認可」的外圍展覽，可以讓一眾「非主流」國家或地區一嚐雙年展參展單位的滋味。「非主流」，是相對西方藝術為中心的論述而言。即使過去二、三十年，世界發展大勢改變，對西方中心的美學標準的批評日增，令威尼斯重要性大減，悉尼、伊斯坦堡等雙年展漸受注視，但是力求在威尼斯「被看見」的仍然大有人在。2017雙年展有85個國家館和23個外圍展覽，當中包括以地區身份獨立參加的香港和澳門；也包括「唯一亞洲人入選……帶畫作到威尼斯參展」的呂良偉。（標題為2017年5月15日《am730》報導，誇誇其談，一笑）。

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比拼的又豈止於在環球藝術界爭取曝光？要爭的還有文化話語權，更要以展館的位置大小開幕禮的聲勢展示國力，建立民族形象，宣揚國家對全球性議題的態度，等等。本屆的主題為「藝術萬歲」（Viva Arte Viva），由策展人Christine Macel宣佈一刻，已被批評為言之無物；不過，你定你主題，我有我參展。

中國館亮出「東方」、「傳承」兩張牌，兩位當代藝術家湯南南、鄔建安配搭皮影雕刻老師傅汪天穩和蘇繡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姚惠芬。場館石獅子、紅色、神秘、婉約，一應俱全。以中國領導人今天的氣勢，如此組合真在意料之外。澳門館的「東方」牌也擲地有聲，1960年生的王禎寶，展出的雕塑作品以《山海經傳》神祇為藍本，展覽「弘揚傳統宅院文化」。台灣代表是國際知名、主要居住在美國的謝德慶。他1974年離開台灣，藉跑船之便抵達美國後非法居留，十四年後成為美國公民，現在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開餐廳。

香港2001年開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視藝單元。亦有參加建築單元，但非本文討論範圍）。負責策劃和執行香港參展事宜的香港藝術發展局，2013年開始與西九文化區M+視覺文化博物館合作，改變以往公開招募參展計劃書的做法，由M+負責策展。此改動曾經惹來藝術界非議，要求M+加強挑選藝術家理據的透明度。過去三屆的參展執行費用約港幣一千萬，由藝發局及M+（接近）平均負擔。香港館位於Arsenale展場入口正對面，由2007年開始租用，根據藝發局2012-2013年度年報，「威尼斯雙年展2014-2017年度場地安排」支出為港幣363萬。租約將於今年內屆滿，續約與否，需要慎重考慮。既然一國兩制，在中國館以外有香港館似乎合情合理；假如續租，將來場地內展示的是兩制的還是一國的香港？參加雙年展，裡裡外外，都是角力。

相比其他華語地區代表，香港的楊嘉輝最年輕，他的展覽「楊嘉輝的賑災專輯」（郭瑛策展）思考曾經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近年有復興趨勢的賑災歌曲，對於改變社會狀況，有甚麼意義。歌詞空洞的賑災歌，訊息正面得令人疑惑；又或雨傘運動時人人大唱的《海闊天空》，其內容與運動訴求關係何在？參考美國策展人Nato Thompson在當地一個座談會的說法，貧富差距愈遠的地方，藝術活動愈蓬勃，因為富人需要藝術來裝飾金錢的累積。對災民唱歌，可以滿足自己關注世界的想望，而對豐厚的生活沒有絲毫影響。楊的作品超越「東vs西」的焦慮，沒有刻意追求「香港身份」；展覽的政治性不是手段或目的，而是起點：通過藝術，對既有的價值觀提問。一位藝術家不能代表一個族群，但他的作品可以引發別人對族群的想象。

當核心場館在沸沸揚揚之際，坐落在對岸Giudecca民居中的芬蘭赫爾辛基藝術大學（Helsinsk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Uniarts）Research Pavilion，空間開闊，只有四、五件「其貌不揚」的展品：與很多國家館內以體積和物料吸引眼球的展品比起來，Research Pavilion的需要觀眾停留、花時間參與以及咀嚼。低調的地點和包裝，令到參觀者稀少。我在場內逗留的兩個多小時，來過的大概只有十人左右。不過，Uniarts一眾並不在乎爭一日之長短。今屆已是他們第二次參加，展不針對特定目標的藝術研究過程，而不展成品，是在上一次參展之後深思熟慮的選擇。在場的研究員均覺察到能夠身處一個專重研究的國家是種福氣。研究是知識生產，不服務於應用目的，過程中的一切都是知識原材料。奉利益和效率為主流價值的香港人，很難認同這種「目的不明」的時間消耗。

當其他參加國家以「完成」的實在宣傳文化身份時，芬蘭一眾以「進行中」的未知，為國民建立了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