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蒙特里爾CINARS 2018——成為甲方或乙方的方法

2018年11月12至17日期間,香港藝術發展局帶領香港代表團參加蒙特里爾「CINARS國際演出交易會」。除了行政總裁周蕙心以及局方職員之外,代表團包括十二位本港表演藝術從業員,而我是其中四名製作人之一。

藝術市場對藝術本身的價值是甚麼,我一直感覺不好說,除了因為對它認識不足之外,一般都是行政人員在強調藝術市場之好,卻不太經常聽到藝術家們的看法;參與市場的「有效行為模式」也多數由行政方設定。既然今次代表團的主要工作是「認識」——在展覽攤位以及簡報會讓海外同業認識香港表演藝術界,以及透過參加其他活動認識香港製作到美洲巡演的可能性——正好讓我探索一下,是怎樣的遇上,讓人們在藝術市場成為合約上的甲方和乙方。(婚姻合約不在此列——一笑)。

CINARS始於1984年,每兩年舉行一次;按官方英文及法文介紹,CINARS是「performing arts conference/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s arts de la scène 」(表演藝術會議),中文名稱卻是「CINARS國際演出交易會」。面對不同語言使用者,CINARS的定位差距值得斟酌。雖然有CINARS老手在傾談中表示,「以前在CINARS的交流氣氛比較濃,大家更樂意花時間互相了解,現在注意力都投到買賣之上了」,但是主辦單位仍然著重議題的討論,在展覽攤位「營業」前,安排了兩天的講座、討論會以及一整下午的小組討論。

言說式參與

講座和討論環繞「Sens & Mutations」主題開展。法文的sens可解「意思」、「線」、「方向」等等,「mutations」與英文相同,突變也。第一場講座的首位講者是加拿大的Sanjay Khanna。這位未來學家(futurist)的講題是「Arts and Climate Futures」(藝術與氣候前景)。Khanna的講話內容,是一次挪動邊界的邀請。他把藝術與人類存亡拉上關係的野心,在成效為本的香港,可能會引來「漫不著邊際」的批評,而批評正好讓我們自問,對藝術的思考是否太過循規蹈矩。雖然我也不否認,在藝術市場的語景中,這講題有自抬藝術身價的嫌疑。

大會安排悉尼歌劇院當代表演主管Olivia Ansell以及厄瓜多爾Sanchez Aguilar Theater行政總監Maria Cecilia Sanchez先後發言,並置的講話彷彿向參加者指示觀眾想像的兩極。前者躊躇滿志暢談歌劇院為了迎接未來,設計虛擬座位吸納網上觀眾,劇場表演本質性的實體共處從此不再是必然;後者帶點靦腆地介紹仍然在起步階段、經過七年社區教育才決定成立的劇場,與其說她相信表演,不如說相信面對面連結的力量。世界很大,表演藝術的世界也比藝術市場代表的要廣闊得多。文化產業以經濟效益思考原住民文化,原住民除了喊被再現的冤之外,可否反過來化需求為權力,為自己的文化完整性盡一點責任?這便是同場的Emilie Monnet以原住民藝術家角度提出的問題。

討論會主題是「文化空間如何蛻變成真正的市民空間?」(How cultural space could become real citizen spaces?),由加拿大文化局行政總裁Simon Brault主持。「藝術空間」在當地舞蹈主辦單位Danse Danse藝術總監Caroline Ohrt眼中,是演出過程本身;藝術家Skawennati則認為是她主理的原住民舞蹈網站。在土地權力主宰城市命脈的香港,我們對藝術空間的想像有沒有擴闊的餘地?比利時Beursschouwburg藝術總監Tom Bonte分享如何幽默地利用場地的「缺憾」把藝術與市民連繫起來:Beursschouwburg這個名字,即使是比利時人也難以準確拼出,工作人員收到的來信中,十居其九錯拼。Bonte索性以此為空間建立形象,把各式各樣的錯拼組成外牆裝飾。

若問講者分享是否曲線助長其團體/作品的「可買性」,我認同是有的。然而以知識形式參與藝術市場,需要的創造力和自信心不會比做演出的少;而且需要在沒有作品「品味」的掩護之下,以論述直接面對國際競爭對手。觀乎CINARS講座的主講者,尤其從事創作的,致力透過論述建立藝術與國家以至全球的關連性( relevancy),把「買/賣」的計算單位由作品變成議題。也許這才是海外演出對藝術家的意義。香港表演藝術界,我們準備好了嗎?

要理直氣壯地做買賣

在CINARS期間的演出有兩種:官方的以及「掛單」的(Off-CINARS)節目。後者可利用主辦單位的宣傳渠道,吸引參展商及與會者觀賞,然而需負擔製作費全數。Off-CINARS節目演出的場地部分比較遠,規模不大,在寒冷天氣中連電話的GPS也罷工的情況下找地點的確不太好受,但作品的誠意、深度和呈現功力不時帶來驚喜,更可藉以認識一下蒙特里爾的表演場地。

其中兩個演出尤其令我難忘:一個是享負盛名的舞蹈家Marie Chouinard作品選輯。演出由十多個舊作選段組成,呈現手法各異,幽默、尖刻、冷艷、激情紛陳,貫徹始終的是Chouinard對「關係」的觀點、上乘的視覺品味以及動作詞彙的統一性。Chouinard除了創作舞蹈,也設計服裝和視覺效果,不為自己的媒介邊際設限,也不容許形式大於概念。

同樣來自加拿大的「Porte Parole」,上演紀錄劇場《The Assembly》,探討在觀點兩極化的今天溝通之困難。在研究過程中,創作團隊每次邀請四位不同背景和意識形態取向的市民,坐在長桌的兩端,在沒有主持人介入的情況下,辯論議題,挑戰他人觀點。議題隨演出城市而改變,蒙特里爾版本的包括伊斯蘭恐懼(Islamophobia)、住屋問題、女性主義。創作團隊因應演出長度限制,裁剪討論內容,然後在劇場中由演員傳達。舞台上是同樣的長桌和座位安排;演出完成後,演員離開舞台,觀眾可走到台上,坐在椅子上發表意見,沒有時間限制,直到再沒有觀眾上台,演員才謝幕。在我看的一場,沒有不發言的觀眾在謝幕前離場。為了保留初級素材特質,在雙語並行的蒙特里爾,演出分英文版和法文版,演員組合和討論內容相應有別。由於我看的是法文版,未能完全追蹤觀眾發言與演出如何對話,但假如劇場的重要性是作為一個甚麼都可以討論的空間,那麼《The Assembly》告訴我們,創作人在闡述個人觀點之外,也有責任建立一個鼓勵討論的場域。

CINARS的官方節目,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這些音樂、戲劇、舞蹈、當代馬戲演出,之所以成為官方節目,部分是主辦單位的藝術選擇,部分因為「官方」身份可以被購買。花了錢,回報是必須的,在藝術市場的回報就是獲得最多的海外演出邀請。講到這份上,可以談新自由主義了。創意產業要維持在城市產業鍊的高端,需要向不同地區橫向擴張,開拓更闊的版權收入來源;吸引中產觀眾,借助「藝術」的光環,推銷高票價、演出前後的餐飲開支以及周邊文化消費;能擔當如此經濟角色,才可持續佔據產業鍊高端。正所謂「popular aesthetics vs unpopular art」,需要大量而當中不乏中產階層的觀眾群的話,表演藝術可以炫技,可以堆砌先進科技,可以品味全球化;最好不要思考形而上、不要詰問,更加不可以顛覆;但也不可以太簡單,否則無法滿足社會上層獨佔藝術的慾望。

從官方節目看不到藝術希望變得比生命更大的慾望。行政和藝術曾經有過怎樣的協商?是否行政人員不會在意藝術如何在演出中成長?或者藝術家就不可以為產業鍊和經濟價值而創作?當然不是。反而對行政和創作的必然假設才正正是我想提出的問題。藝術市場就是這麼回事的話,我們是否搞清楚了自己為甚麼要參與?是文化產業思維也好,是藝術本質主義也好,都比人云亦云強。

總拖我們後腿的物理空間

在參觀Agora舞蹈中心時,得悉經過十多年努力之後,蒙特里爾市中心的表演藝術區(quartier des spectacles)正在成形。其核心組成除了Agora之外,還有當代藝術館、電影學院、爵士樂學院、數個表演場地。蒙特里爾政府規定,這些新建或重建的文化空間預算之中,必須撥備1%購買藝術品;在接受私人捐款時,法例禁止任何空間或設施以個人命名。Marie Chouinard舞團、當代馬戲團7 doigts等,都擁有專屬空間,排練、演出、行政各安其位。相比康文署主理的劇院,我到訪過的演出空間可謂氣質各異;更有演出在表演者家中進行。政府統計處在2018年6月發表的報告中,對歸類為「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表演藝術」的就業人數、出入口總值等,都有詳細數據報告,卻沒有統計表演藝術賴以生存的排練及演出空間總面積。香港追隨上世紀九十年代英語語區推出的創意工業概念,強調文化在經濟發展的應用,但是一直沒有解決藝術「生產」場地的問題。在CINARS確實也有接觸到一些參加者,希望在現成作品買賣以外更深入地合作,可是我在連排練空間也不肯定能提供的情況下,似乎沒有可用的談判籌碼。

說實在,藝發局今次的策劃很到位。局方定位清晰,在提供豐富支援之餘,亦保證有空間讓十二位從業員以各自擅長的方式參與。在「認識」為前提之下,我有沒有發現是怎樣的遇上,讓人們透過藝術市場成為合約上的甲方和乙方?作為獨立製作人,似乎逃不過做推銷員的份兒。要促成海外演出,無法避開資本,同樣避不開的是資本主義以及資本擁有者的思維。按製作費需要落實巡演之後才接受申請的現實來說,獨立製作人在洽談期間並未擁有資本,只能賣,無法買;巡演代理人甚至依賴演出邀約維生。關係不對等,人脈的意義便不止是友誼。CINARS有攤位,有酒會,更有夜夜笙歌的karaoke。推銷員,勤有功,多跑藝術市場,重複遇上的面孔為酒會增添氣氛。或然率應允的是,基數夠大的話,回報總會有。大家都追隨的玩法,因為漸漸為人熟悉而彷彿變得合理。

但是,只有一種玩法,大概不會很好玩。

傳統上公營機構的角色是為藝術與市場之間劃開距離,讓藝術不受消費影響,使其市場需求耗盡之後仍有存在價值。假使公營機構直接參與藝術市場,它應該在一份怎樣的合約上選擇成為甲方還是乙方?

http://www.iatc.com.hk/doc/105944?issue_id=105927&fbclid=IwAR3gARZ9sTCH1tzVWFuR_QbqqNu9gGJYISTuPl7zQpLCXOkU5p6VbIli3DI

如果嘻哈精神是一道提問

第三十屆澳門藝術節開幕演出《垂舞之顛》(Vertikal),雖然宣稱是嘻哈舞作品,但是觀眾不會見到熟悉的街舞符號:寬鬆的衣物、鴨舌帽、節拍強勁的音樂、二人對賽,等等。是我們對嘻哈舞的了解太少,還是舞台化改變了它的形態?
格飛舞團(Käfig Dance Company) 舊作《拳舞交鋒》(Boxe Boxe)曾經是2011年5月「法國五月」節目,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藝術總監Mourad Merzouki把拳擊動作加入當代舞,舞台設計以擂台為核心裝置。記得當時看罷,感覺拳擊部分是舞蹈語彙的點綴多於對「拳擊」精神的思考;然而快速強勁的舞蹈與現場四重奏彈奏的舒伯特、威爾第、孟德爾遜等的作品,不但沒有違和感,反而豐富了感官經驗;加上胖胖的裁判角色和揮拳打鬥的狠勁,頗能對應一般理解中嘻哈的街頭味。到了《垂舞之顛》,Merzouki更明確地塑造了自己的「嘻哈」風格。
《垂》利用舞台上五個各高約四米的箱型佈景,以及電影特技經常用到的鋼索,把舞者身體懸置在與舞台水平或垂直在半空的位置。五個箱中間挖空,舞者可以藏身其中;箱附有輪子,在舞段與舞段之間移動,改變畫面之餘也實務地成為舞者穿插、攀爬、懸掛、垂直走動的面。看舞者肌肉狀態、動作的起始(initiation)、發力、延展的線條、持續的流動等等,不難察覺他們的深厚而專業的芭蕾舞、現代舞或體操訓練的痕跡。在香港,習嘻哈/街舞的一般來自學校舞蹈社和牟利的民辦舞蹈學校,藝術學院畢業而走上街舞之路的,少之又少。誠然,街舞自1990年代引入歐洲之後,主要面對商業觀眾,大量工作機會吸引不同訓練背景的舞者,但總還得需要編的、跳的、看的和學的對嘻哈抱持開放態度,它才得以與其他舞蹈種類平起平坐。
能力高的舞者在鋼索的輔助下,揮灑自如地改變動作的質感。在街舞中常見以頭為支點的旋轉,變成在與舞台平行、緩慢的空中延展;在地面奔跑的前進速度變成沿着垂直面上下來回的回彈力度。宣傳照上可見的是一個難度很高的段落,舞者以抓力把身體懸掛在從箱面突出的金屬棒之下,然後藉着引體上升、倒掛、摺曲軀幹等等,組成不同畫面,觀眾的視點由觀眾席與舞台之間的從上而下變成水平。接近尾聲時,一名女舞者在幽暗燈光掩影下跳的一段空中舞蹈,借助鋼索令自己在動作與動作之間停留的時間更長,如水中生物飄浮,神秘而優雅。
雖然說是「垂舞」,演出約有三份一是在舞台地面跳的。第二段一男一女的雙人舞,用的活脫脫是當代芭蕾的語彙和美學,身型修長一頭金色長髮的女舞者,配合男舞者的托舉輕盈優雅地舞,很是賞心悅目。其他在地面上跳的段落,動作設計講求舞者們互相抗衡平衡和支撐,是身體與身體之間的溝通,對比之下,當鋼索和箱(牆)取代人類成為舞者的拍檔時,關係從互助變成了駕御。人類是唯一懂得製造工具以超越自身限制的動物,因而得以發展文明,成為萬物之靈,然而對駕御的崇拜會把我們帶往何處?
在上世紀中期,德國的表現主義舞蹈及舞蹈劇場成為了令人熟悉的「歐洲」現代舞風格,當代舞卻更著重探索身體的本質,思考型的編舞有Jérôme Bel、Tino Sehgal等,也有如Merzouki等廣泛引入不同的身體使用方法,包括體操、馬戲、雜技,等等。《垂》的「嘻哈」似是動作素材之一種多於對社會提問的聲音。Merzouki不受學科分類限制,靈活挪動邊界,展現出的是舞蹈體育化,還是體育舞蹈化?
雖然已經變得商業和主流化,嘻哈舞在美國仍然是身份符號。在法國,不同種族的年青人即使未必完全和平共處,但長久的移民歷史讓他們有機會融入相同的社會制度,與美國有色青年受到的待遇不盡相同。作為現代主義發源地,法國文化之中有反思既有價值的基因,把嘻哈精神推到最闊層面的話,可能就是場刊中提到「Käfig ,牢籠也」,舞團以拒絕被困於單一風格為宗旨。 我認為舞蹈,特別是藝術舞蹈,與體育的分別,在於編舞的藝術企圖(artistic intent)。在全球化的今天,在Youtube、Google協助下,接觸不同創作素材的機會,可比在大型超市不分時節買得到四季食物一樣,事物的空間、時間、社會脈絡特色日益被抹去,變得同質和平面化。相比技巧之高超以及世界巡演機會之多少,藝術與否更在於創作者的世界觀和敘事手法?如果嘻哈精神是一道提問,《垂舞之顛》在形似和神似兩方面對嘻哈的獨特處理,向世界提出了甚麼問題?
觀賞場次:2019年5月3日晚上8時,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https://thestandnews.com/art/%E5%A6%82%E6%9E%9C%E5%98%BB%E5%93%88%E7%B2%BE%E7%A5%9E%E6%98%AF%E4%B8%80%E9%81%93%E6%8F%90%E5%95%8F/

《由削木開始》:工藝與藝術有何分別?

工藝與藝術分家,並不是藝術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受社會階層分配、價值思維改變、藝術市場興起等等的非藝術因素影響。我們今天所說的「藝術家」,大約二百年前才在西方逃離滿足贊助者品味的藩籬,他得到的助力來自藝術品的買賣。在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觀念下,孰工藝孰藝術,是工巧也是社會地位的事。一百年前杜尚用現成之物挑戰特定的藝術界狀況,再下來,機械複製,攝影,反再現,以成交價定高下......藝術在複雜的當代世界摸索着前進,工藝只能像個影子跟隨。
全球化和同質化到令人沉悶。權力集中在愈來愈少數人手上。全球出現的工藝、特別是傳統工藝,學習潮,權充卑微的掙扎。最怕工藝潮迅速被挪用為「文化保育」包裝的消費推廣,雞精餐式的學習班,進一步摧毀工藝的意義。
我認為,從工藝成為藝術,是一次問「道」之旅。人發展工藝處理生活,在製造物件的重複身體活動中,建立生存的感覺。回到與身體不可分割的工藝,回到只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身體,以工作中的身體確認存在,以手造之物讓生命智慧跨世代流轉。工藝在功能價值之上更承戴了造者的意念,它獲得了政治性,它,走向藝術。
三位藝術家:德籍編舞凱蒂亞.恩格(Katia Engel),印尼面具雕刻師奇.龐洛.威冠勞(Ki Pono Wiguno),連同舞者阿里.艾珊迪(Ari Ersandi),創作《由削木開始》時,應該把以上的都想過了。感動於創作者的關懷的同時,應該如何思考作品呈現?
演出的主要構成是削木工作過程的錄音,以及艾珊迪的現場舞蹈。削木錄音充滿畫面,時而夾雜人聲,富有生活感覺;舞蹈動作設計質樸,舞者以厚實的下沉力量重複動作短句,讓生命能量在觀眾眼前累積。削木錄音雖然沒有影像,豐富的細節卻已足以充實舞台空間;舞者身體在其中,要不被吸收了,要不成為了描述者。聲音暗示手部動作的來回往復,時間在冥想式的節奏中休止;舞者直線直角的移動路線卻明確地與時間空間扣連。二者的並置既不和諧,也不異質,生不出美感。不時與聲音和舞蹈同時出現的,是西方思想巨擘如Arendt,Levi-Strauss,Engels 等人的語錄投影。他們鞭辟入里的名言,讓我彷彿自在遊倘在海洋中的當兒,獲告知魚類品種如何多樣化或者游泳對健康有多重要。在大道理之下,當下的感受變得很渺小。
演出從威冠勞抱着一段原木歌唱開始,他唱完後便坐在觀眾席,旁觀演出進行,到最後十來分鐘他回到舞台中心,雕刻面具。如果這設計為了肯定工藝的中心性,為甚麼之前要播錄音而不讓雕刻過程完整呈現?為甚麼要「因為時間關係已預先雕好了半個面具」?面具於印尼文化的重量,更不是一般的削木可比。編舞只把工藝作短時間的示範式表演,是否一種矛盾:縱使誠心誠意追溯工藝價值,對其於「藝術」舞台上的合理性,仍然信心不足?
《由削木開始》
觀賞場次:2019年3月12日
地點: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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