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恐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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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甚麼，讓情況不再壞下去？」只說近的，這十多年來，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東北、雨傘、天災、殺戮、種族罪行、等等，都催促我們自問一次；2019年盛夏，大部分香港人邊問邊行動起來。藝術圈也不例外。8月9日晚上，有《我舞嘢講》籌款義演。提升士氣，振奮人心，以美團結運動中的各階層。感激籌辦和參與者之餘，從自身出發，我鞭策自己繼續對「可以做甚麼」深入思考。
 
「藝術界」的專業是甚麼？沒有能力成為金主，沒有救治或法律執照，不似宗教領袖、社工或教師擅於調停，也沒有政治家高超的演說能力。的確，偉大的藝術品產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但是那可能是一段時間之後的事。對「藝術可以做甚麼」的期望，關乎「藝術於社會是甚麼」的叩問。
 
把「做甚麼」拆解一下，會否有一些啟示？
 
甚麼是「做」？
 
香港人在完成事情、製造出可衡量的成果方面的能力，幾近無懈可擊。在關乎大是大非或生死存亡的事情上，成效要快速可見，更是想像「做」的重要指標。然而，帶來深遠改變的做，會不會是
—為概念注入經驗內涵？
—指示建立自我的方向？
—發掘主流價值觀的基石？
—牽動想改變的心？
 
當「和平」「暴力」「忠誠」等字詞的意義被歪曲甚至掏空時，就讓虛無極致化直到新的秩序出現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19年，一群藝術家在中立的蘇黎世的Saal zue Kaufleuten，舉辦「Greatest Ever Dada Show」（史上最偉大達達主義展）。展覽策劃人之一、羅馬尼亞詩人Tristan Tzara創作《同步詩》（Simultaneous Poem ［PoŽme simultanŽ］），由二十人同時七咀八舌地用不同語言朗讀，到了這個反文學和反舞台格式表演的下半場，觀眾終於無法忍受，破壞道具，中止演出。藝術家以一個誰都不討好的演出，照見價值觀之根深柢固。
 
巴西劇場導演Augusto Boal（1931-2009）認為，政治問題需要精準的美學解決方法（precise aesthetic solutions）。為了避過里約熱內盧警察的耳目，他發展「透明劇場」（Invisible Theatre），在社會各種生活場域，在觀眾不察覺的情況下把他們帶入議題之中。成為觀眾之前，他們首先是人民。當人民本身就是藝術作品素材的時候，他們在過程中經歷的覺醒將會成為對抗暴力的武器。
 
「做」之於藝術，可以是看到、看通、懷疑、提問已有秩序的心嗎？
可以是總相信有其他選擇而致力把那選擇找出來嗎？
可以是轉一個念嗎？
 
藝術要打的，是觀念的仗。
 
上世紀中期，現代主義藝評人如英國的Roger Fry、美國的Clement Greenberg等，主導西方藝術主流審美觀。Greenberg倡議的「形式主義」，認為好的藝術品必須符合媒介形式的規定，其觀點在當時的西方藝術中心——紐約，極受追捧，被視為欣賞視覺藝術品的圭臬；以媒介特色編碼化（codified）的價值衡量，為藝術品市場提供了交易的標準和語言。這套編碼其中一個定義自己的方法，是把身體作為藝術媒介的創作和感官的美學經驗，拒諸門外。1952 年，John Cage和 Merce Cunningham策劃《Theatre Piece #1》，與運用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共時共地進行互不關連的創作，挑戰欣賞價值必須服從單一媒介特色的思維，開拓接納（藝術家的及觀眾的）肉體為藝術經驗核心的空間。
 
藝術可以「做」甚麼？我認為藝術先是思維方式，後才是它呈現（或沒有必要呈現）的形式。著名藝術史學者Claire Bishop曾經以 「art as a terrorist act」框架，思考南美洲共產主義時代的參與式藝術。恐襲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在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以想像以外的強大力度把身處的安全區摧毀，令我們無法用以往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果藝術是恐襲，它對社會的貢獻，大概是對既有的壞系統和錯秩序毫無貢獻，讓不公義無法用以往的方式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