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

有選舉不等於有代議民主



原刊信報「文化論政」欄,2013年9月30日
藝術發展局(藝發局)近年從民政事務局獲得的年度撥款約為8千萬(港元)[1],比區議會一次工程所得的撥款還少[2];而且主席以下的27個委員中,17個由政府委任,經選舉產生的屬少數派[3],隨時由「藝術範疇代表」變成「被代表」,所以過去20年七屆選舉,雖然偶有出現競爭,但總的來說象徵意義大於實際作用:候選人少(也不乏自動當選例子),投票率低,當選委員無須問責。也許合該有事,今年藝發局突然爆紅,29名候選人爭奪10個委員席位;其中戲曲界候選人周潔冰為現任東區區議員,屬民建聯;藝術評論界候選人王慧麟報稱職業為「Director」,坦承沒有藝評經驗;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手握754票,三名擔任會內重要職務的葉潤潤、黃作燊及姚秀梅,分別出選藝術行政、藝術教育及舞蹈界別;同樣出選藝術行政的歐宏亮主要職業為「與魔術有關的表演及教育」、沒有申報任何藝術行政經驗及公職;出選音樂的林國彬主要職業為「舞台及宴會總監」,此外沒有提供與音樂相關的專業資格、經驗,及業界的代表性等資料。

在業界眼中,香港藝術發展多年來處於困局,近年更有倒退之勢。除了紛沓的歷史因素和技術官僚主導等問題,主流價值觀引致的普遍藝術冷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議會討論中,更不時聽到把藝術和民生對立化的言論。所以不妨樂觀看待今屆選舉引起更廣泛階層人士興趣這現象。如果我們說27名委員的組成是17名建制與10名業界的不對等制衡,那麼應該關心的是有心加入的「範疇代表」,是否都擁有接近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他們一旦成為委員,會否加速制衡機制的名存實亡,淪為只有資源爭奪、討價還價的市場。

1989年,美國國會就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Robert Mapplethorpe: The Perfect Moment巡迴回顧展的撥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保守意見認為,公帑資助的「藝術」應該為最多的市民服務。他們自詡為大部分民意的代表,提出藝術資源應該全民共享,所以木匠、貨車司機也應獲撥款;他們認為藝術資助讓高收入人士受惠,卻毫無公眾效益(public purpose);Mapplethorpe的照片把激進(progressive)議題帶入社會,引發動盪不安。藝術家應該像生活在資本社會(或1980年代開始日益擴大的新自由主義)的所有人一樣,為自己的「商品」找尋買家,價高者得,作品無人問津的藝術家理應捱窮。[4]

這一類論點很容易打動市民,特別是當社會大部分的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時候。但這類論點的底蘊是「藝術等同康樂/娛樂/消閒/技藝」,以及「我們需要一個以買賣利益考量一切的價值體系」。當年支持NEA撥款的人士認為,如果社會以買賣價值衡量藝術創作,同樣的邏輯便可放諸對殘障者或老年人的支援,或者合理化對領取綜援或露宿者的歧視。我們容許藝術在社會扮演一個甚麼角色,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去保護它的純粹性,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怎樣的社會。藝術品不是為了迎合大多數人的口味,而是為了表達人類自由的意念和權利──重點是「自由」而不是個人品味的同異。這亦正是之謂「包容」。藝術家憑著較他人為高的敏感度,透過藝術品向非藝術家揭示生命不同的可能性,讓所有人都有機會面對及思考他想要的生活模式。藝術面對的是生命,不是生存。

1989613日,巡迴展的其中一個展出場地Corcoran Gallery of Art,突然宣布取消展覽。其主席Dr. Christina Orr-Cagall表示:「市民及國會對公帑資助具爭議性藝術品的關注,把Cocoran拉進了政治領域。」Corcoran Gallery of Art並不是是次展覽撥款的直接資助單位,但其他項目則接受聯邦政府資助。

很多藝術界從業員視政治為洪水猛獸,或嗤以之鼻。的確,大部分政客和市民對藝術不甚了解,在欠缺藝術家把討論帶上正軌的情況下,藝術生存空間成為了政治工具,或者在議會中缺席。The Perfect Moment攝影展事件的重點是它引發了美國國會、宗教界、藝術界及媒體的積極討論(正確來說是對質),令在事件之前很多連Mapplethorpe的名字也未聽過的國民接觸各方的觀點論據。這正正是今天的香港非常缺乏的。正如戲劇界委員古天農914日的選舉論壇中承認,藝發局委員大會從來沒有討論與創作自由息息相關的戲仿作品版權問題。若果今次選舉,因為選民登記制度的寬鬆設計、因為有心人士的周密部署、因為部分業界的冷淡漠視,令當選委員只有一把共同聲音,討論又如何得以開展?

選舉只是一種制度,它很重要,但有選舉不等於有代議民主。如果沒有選舉日以外公民的持續關心和參與,選舉就只是一個偽民主的符號。


[1] 見民政事務局網站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arts.htm
[2] 特首在20131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向各區區議會撥出一億元一次過撥款,作「地區小型工程」及「社區參與計劃」之用。
[3] 經選舉產生的為共十名的「藝術範疇代表」,每人代表一藝發局界定的「藝術範疇」。
[4] 本段總結了多位人士的觀點,他們於不同刊物發表的文章可見於Richard Bolton (ed): Culture Wars: Documents from the Recent Controversies in the Ar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2)

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沒甚麼的,做就好了。」 ──訪雲門舞集及雲門2創辦人兼藝術總監林懷民

(《三角誌》2013年9月號)
 http://issuu.com/prismcreation/docs/deltazhi_29_web?e=2712773/4673900



林懷民老師89日來港,出席進念二十面體舉辦「建築是藝術節2013」的「台灣月精選」節目:雲門2《斷章Oculus》香港首演記者會。雖然已習慣了排得密密麻麻的日程,當天黃昏我與林老師碰面時,他也不諱言很累。《斷章Oculus》今年在上海、北京及香港巡演,不過是林老師要處理的百樣事之一:他為雲門舞集四十周年而編創的新作即將在十一月公演,舞團也快將進駐新團址。問林老師有否騰出時間冥想以紓減疲憊,他說沒有時間,「累就讓它累,日子就是這樣過。」



除了人所共知的身為舞蹈家的林懷民之外,他亦是著名小說家,所以他明白文字能說的和不能說的;所以他在訪問中的回答簡單精煉,不是吝嗇言語而是說夠了便好了;所以他善於閱讀文字說不了的話。「《斷章Oculus》是關於平凡的人,害怕孤獨,希望與別人同步,然後在與人同步的過程中面對失去自我的矛盾。」《斷章Oculus2004年在德國首演,今年巡演的安排是為了迎接十周年嗎?「不是。進念邀請我們演這作品,我們就演了。數年前雲門2也演出過《斷章Oculus》,中間停頓了,今年再演。沒甚麼記念不記念的。之後也許會繼續巡演。」香港演出的版本跟當年的沒有分別,舞者大概百分之七十曾經演過,其他的需要重新學習。沒有編舞在場指導,會不會困難?林老師說:「沒有的,要學就學好了。」



但他補充說:「《斷章Oculus》長七十分鐘,它不是那種對身體技巧要求很高的舞,但它需要舞者強大的情緒投入,要持續七十分鐘意識著情緒的張弛是很不容易的。觀眾在舞者生活化的動作中看到自己,看到活著:隱然的哀傷和無比的勇敢。」說到這兒,林老師突破喊:「柱子!你快回來回答這些問題!」大概在舞團各人心中,柱子從來沒有真正離開。問林老師會否贊成柱子的舞反映其生命觀,他說:「我跟他不熟。他又沒找我去吃飯甚麼的。他在我面前總是很嚴肅的(注意:是身為後輩的柱子很嚴肅唷!)。」對於一個訪問者來說這種窮巷式的回應令我不知所措。我囁嚅著問:「他在你的團裡,你不會從旁觀察他嗎?」林老師說:「我不觀察他的人,我只看他的作品。生活夾七雜八的,把甚麼都放進作品那就不得了。只要他作品好就成。」在藝術作品的意義取決於其作者名字的當代,林老師的話值得我們細嚼。



雲門在淡水的新總部很快會開始運作,舞團會再次擁有安身立命之所,以及一個能容納三千觀眾的演出空間。林老師對此很是高興,因為他知道「安定下來做的作品不一樣,容許花長時間創作的作品也不一樣。」即使以雲門在台灣的地位,要立足這片地也不容易吧!林老師微笑著說:「要潑辣才成。」正正因為雲門已經是相對成熟的藝術團體,他希望這下來不單是在演出方面、也可以把舞團的運作組織等經驗與其他藝術家共享。翻開即將出版的新書,林老師指著一張在國家大劇院拍的照片:三層水洩不通的觀眾席上的每位觀眾手持一塊寫著「二千場演出」的牌子,笑意盈盈的對著鏡頭,共同分享雲門演出二千場的驕傲。我看著,感嘆了一句:「在香港很難建立這種藝術家與觀眾的同理心。」於是我被駡了!「你別說不成。你去做著,看看成不成?做就好了,只要做,不要說不成。」這跟在訪問開始時林老師說的一句話是對兒,他說:「跳就好了,不管誰看,只要跳就成了。」



林懷民就是這麼簡單而坦然。生命,只要一直向前走,無需理由,拒絕藉口,忍受失望,相信自己。如果你接受生命不過是無垠時間中的一片斷章,你還有甚麼不坦然的?林老師說自己跟伍國柱不熟,他在訪問中的每句話,卻仿佛呼應著《斷章Oculus》中那藏匿在人生晦暗後的一絲輕盈希望。言詞有限,說不盡生命無限。
 

慢跳舞,不是跳慢舞 - 訪「新約舞流」藝術總監周佩韻

(《三角誌》2013年7月號)

http://issuu.com/prismcreation/docs/delta27_dp_120dpi/1?e=2712773/3905192


香港的舞蹈觀眾未必很認識周佩韻,因為畢竟她全面投入創作是這幾年的事;但在專業舞蹈界、特別是搞現代舞的,都會尊重地稱呼她「Pewan老師」,因為她在香港演藝學院教導過的學生,不知凡幾!周對現代舞的熱愛,由第一次接觸到現在都沒有減退過,是個一見便鍾情且認定此志不渝的人生伴侶。她是如何認識現代舞的?



「我自小便喜歡動,四處跑坐不定。我的父母放任我野,所以我有時會對著鏡子亂動,但我沒有想過那算不算跳舞。中三那年學校來了位體育老師,他開辦了體操班,我參加了,前滾翻後滾翻的翻得不亦樂乎。學期終結時,他建議我有機會的話便學跳舞。不知怎地這句話一直留在我腦中,可我也沒有實行。後來我和他都離開了那所學校。



中學畢業前有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瑪歌芳婷(Margot Fonteyn)(筆者按:1970年代著名芭蕾舞女星)演出《天鵝湖》。她背著鏡頭出場,雙臂模仿天鵝拍翼,柔若無骨,輕盈飄逸。她的美震撼了我,但也立即讓我知道那不是我要追尋的。當年的我在並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問自己:『是否只能夠有一種美?』。」



之後,像一般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周中學畢業,開始打工。有了收入後的某一天,她走到藝術中心,報了一個名字她全不理解的班:contemporary dance。上第一課她已知道,原來至愛的早已在街角等著她。接下來是報考香港演藝學院,邊上課邊打三份小工。再下來的,我們都知道了。不是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但在敘述過程,我想周說了不下三次「好開心」──好開心與現代舞碰上。



「我喜愛一切自然的事情,是個自由主義者。芭蕾舞展現的是一種規範的美,我尊重它的理念,但它不吸引我。我也尊重中國舞以誇張的放射作為表演技巧,但美對我來說是由內而外的表達,可能不太統一,可能在走調與不走調之間,但它真實,也容納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分別。」大自然從來就不是一所批量生產的工廠,雲朵隨喜變換形狀,花兒也各有自己的表情。



不是每個舞者都像周那麼幸運,知道自己愛甚麼然後堅定走下去。「我教過的學生有好些以舞蹈為職業,在我看來他們可能是舞蹈從業員,但未必是藝術從業員。他們停留在『喜歡跳舞』卻沒有經歷那個藝術發現的過程。我形容這些是『沒有生氣』的舞者。這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關,也與他們自己的眼界和心性有關。喜歡藝術的人不囿於任何藝術形式,他會自發性地尋找甚麼對他有意義、甚麼對世界有意義,然後以某種方式把兩者連繫。」但若果你四歲便被送去學習芭蕾舞,學了二十年後你可能不敢想像竟然會有其他選擇?「所以我反對家長為小孩選定形式(form)。以跳舞為例,小孩要學的是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對創意的體驗,即creative movement,而不是『一種』舞蹈。我也不認同香港目前所謂舞蹈教育的模式,就是很多活動,很多演出,學生學舞只是為了演出,卻沒有人教他們面對藝術、舞蹈、和自己。我們不只是教跳舞,我們培育的是香港的接班人,怎可以馬馬虎虎的滿足了他們一時的虛榮便算?」



所以周在今月(7月)製作的一次「學生演出」,沒有任何資助,學員要上台的話他們過去一年多必須達到上課次數的要求。在香港這個連教育和藝術都要高速、要達標的城市,這不啻是種「慢活」。「我其實是個『慢人』。香港的藝術生態對我挑戰很大:要處理很多文書工作,要跟誰與誰打交道,得到資助要在某時某刻『交貨』。要純粹專心地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相比很多地方,香港的舞蹈創作空間不算小,所以我還是會盡力配合。」周佩韻創作慢,她文火熬製的作品卻叫人回味不已,讓她在20102013年兩度獲頒香港舞蹈年獎。細緻耐心觀察生命,以誠懇書寫,抗衡因為追求急速而設計的規則,從系統回到個體;慢慢走,連影子都跟世界溝通,這才是創作的本源。
 

香 港的舞蹈觀眾未必很認識周佩韻,因為畢竟她全面投入創作是這幾年的事;但在專業舞蹈界、特別是搞現代舞的,都會尊重地稱呼她「Pewan老師」,因為她在 香港演藝學院教導過的學生,不知凡幾!周對現代舞的熱愛,由第一次接觸到現在都沒有減退過,是個一見便鍾情且認定此志不渝的人生伴侶。她是如何認識現代舞 的?

「我自小便喜歡動,四處跑坐不定。我的父母放任我野,所以我有時會對著鏡子亂動,但我沒有想過那算不算跳舞。中三那年學校來了位體育老師,他開辦了 體操班,我參加了,前滾翻後滾翻的翻得不亦樂乎。學期終結時,他建議我有機會的話便學跳舞。不知怎地這句話一直留在我腦中,可我也沒有實行。後來我和他都 離開了那所學校。

「中學畢業前有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瑪歌芳婷(Margot Fonteyn)(筆者按:1970年代著名芭蕾舞女星)演出《天鵝湖》。她背著鏡頭出場,雙臂模仿天鵝拍翼,柔若無骨,輕盈飄逸。她的美震撼了我,但也 立即讓我知道那不是我要追尋的。當年的我在並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問自己:『是否只能夠有一種美?』。」

之後,像一般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周中學畢業,開始打工。有了收入後的某一天,她走到藝術中心,報了一個名字她全不理解的 班:contemporary dance。上第一課她已知道,原來至愛的早已在街角等著她。接下來是報考香港演藝學院,邊上課邊打三份小工。再下來的,我們都知道了。不是個驚心動魄的 故事,但在敘述過程,我想周說了不下三次「好開心」──好開心與現代舞碰上。

「我喜愛一切自然的事情,是個自由主義者。芭蕾舞展現的是一種規範的美,我尊重它的理念,但它不吸引我。我也尊重中國舞以誇張的放射作為表演技巧, 但美對我來說是由內而外的表達,可能不太統一,可能在走調與不走調之間,但它真實,也容納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分別。」大自然從來就不是一所批量生產的工廠, 雲朵隨喜變換形狀,花兒也各有自己的表情。

不是每個舞者都像周那麼幸運,知道自己愛甚麼然後堅定走下去。「我教過的學生有好些以舞蹈為職業,在我看來他們可能是舞蹈從業員,但未必是藝術從業 員。他們停留在『喜歡跳舞』卻沒有經歷那個藝術發現的過程。我形容這些是『沒有生氣』的舞者。這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關,也與他們自己的眼界和心性有關。喜 歡藝術的人不囿於任何藝術形式,他會自發性地尋找甚麼對他有意義、甚麼對世界有意義,然後以某種方式把兩者連繫。」但若果你四歲便被送去學習芭蕾舞,學了 二十年後你可能不敢想像竟然會有其他選擇?「所以我反對家長為小孩選定形式(form)。以跳舞為例,小孩要學的是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對創意的體驗,即 creative movement,而不是『一種』舞蹈。我也不認同香港目前所謂舞蹈教育的模式,就是很多活動,很多演出,學生學舞只是為了演出,卻沒有人教他們面對藝 術、舞蹈、和自己。我們不只是教跳舞,我們培育的是香港的接班人,怎可以馬馬虎虎的滿足了他們一時的虛榮便算?」

所以周在今月(7月)製作的一次「學生演出」,沒有任何資助,學員要上台的話他們過去一年多必須達到上課次數的要求。在香港這個連教育和藝術都要高 速、要達標的城市,這不啻是種「慢活」。「我其實是個『慢人』。香港的藝術生態對我挑戰很大:要處理很多文書工作,要跟誰與誰打交道,得到資助要在某時某 刻『交貨』。要純粹專心地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相比很多地方,香港的舞蹈創作空間不算小,所以我還是會盡力配合。」周佩韻創作慢,她文火熬製的作品卻叫人 回味不已,讓她在2010及2013年兩度獲頒香港舞蹈年獎。細緻耐心觀察生命,以誠懇書寫,抗衡因為追求急速而設計的規則,從系統回到個體;慢慢走,連 影子都跟世界溝通,這才是創作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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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的舞蹈觀眾未必很認識周佩韻,因為畢竟她全面投入創作是這幾年的事;但在專業舞蹈界、特別是搞現代舞的,都會尊重地稱呼她「Pewan老師」,因為她在 香港演藝學院教導過的學生,不知凡幾!周對現代舞的熱愛,由第一次接觸到現在都沒有減退過,是個一見便鍾情且認定此志不渝的人生伴侶。她是如何認識現代舞 的?

「我自小便喜歡動,四處跑坐不定。我的父母放任我野,所以我有時會對著鏡子亂動,但我沒有想過那算不算跳舞。中三那年學校來了位體育老師,他開辦了 體操班,我參加了,前滾翻後滾翻的翻得不亦樂乎。學期終結時,他建議我有機會的話便學跳舞。不知怎地這句話一直留在我腦中,可我也沒有實行。後來我和他都 離開了那所學校。

「中學畢業前有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瑪歌芳婷(Margot Fonteyn)(筆者按:1970年代著名芭蕾舞女星)演出《天鵝湖》。她背著鏡頭出場,雙臂模仿天鵝拍翼,柔若無骨,輕盈飄逸。她的美震撼了我,但也 立即讓我知道那不是我要追尋的。當年的我在並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問自己:『是否只能夠有一種美?』。」

之後,像一般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周中學畢業,開始打工。有了收入後的某一天,她走到藝術中心,報了一個名字她全不理解的 班:contemporary dance。上第一課她已知道,原來至愛的早已在街角等著她。接下來是報考香港演藝學院,邊上課邊打三份小工。再下來的,我們都知道了。不是個驚心動魄的 故事,但在敘述過程,我想周說了不下三次「好開心」──好開心與現代舞碰上。

「我喜愛一切自然的事情,是個自由主義者。芭蕾舞展現的是一種規範的美,我尊重它的理念,但它不吸引我。我也尊重中國舞以誇張的放射作為表演技巧, 但美對我來說是由內而外的表達,可能不太統一,可能在走調與不走調之間,但它真實,也容納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分別。」大自然從來就不是一所批量生產的工廠, 雲朵隨喜變換形狀,花兒也各有自己的表情。

不是每個舞者都像周那麼幸運,知道自己愛甚麼然後堅定走下去。「我教過的學生有好些以舞蹈為職業,在我看來他們可能是舞蹈從業員,但未必是藝術從業 員。他們停留在『喜歡跳舞』卻沒有經歷那個藝術發現的過程。我形容這些是『沒有生氣』的舞者。這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關,也與他們自己的眼界和心性有關。喜 歡藝術的人不囿於任何藝術形式,他會自發性地尋找甚麼對他有意義、甚麼對世界有意義,然後以某種方式把兩者連繫。」但若果你四歲便被送去學習芭蕾舞,學了 二十年後你可能不敢想像竟然會有其他選擇?「所以我反對家長為小孩選定形式(form)。以跳舞為例,小孩要學的是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對創意的體驗,即 creative movement,而不是『一種』舞蹈。我也不認同香港目前所謂舞蹈教育的模式,就是很多活動,很多演出,學生學舞只是為了演出,卻沒有人教他們面對藝 術、舞蹈、和自己。我們不只是教跳舞,我們培育的是香港的接班人,怎可以馬馬虎虎的滿足了他們一時的虛榮便算?」

所以周在今月(7月)製作的一次「學生演出」,沒有任何資助,學員要上台的話他們過去一年多必須達到上課次數的要求。在香港這個連教育和藝術都要高 速、要達標的城市,這不啻是種「慢活」。「我其實是個『慢人』。香港的藝術生態對我挑戰很大:要處理很多文書工作,要跟誰與誰打交道,得到資助要在某時某 刻『交貨』。要純粹專心地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相比很多地方,香港的舞蹈創作空間不算小,所以我還是會盡力配合。」周佩韻創作慢,她文火熬製的作品卻叫人 回味不已,讓她在2010及2013年兩度獲頒香港舞蹈年獎。細緻耐心觀察生命,以誠懇書寫,抗衡因為追求急速而設計的規則,從系統回到個體;慢慢走,連 影子都跟世界溝通,這才是創作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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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原文刊舞蹈手扎2013年6月號)



生活在資本化的都市,我們很多時會忘記了舞蹈本質有社會性的一面:分享同一種生活模態的人群,把日常活動韻律化,透過協調的集體動作,建立團體認同,一同抵禦面對自然的無力感。在今天的香港若希望舞蹈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位置畢竟是緣木求魚,但當我們慨嘆舞蹈藝術推廣在本地比愚公移動獅子山還要費力時,優獸舞團的《足跡》有沒有帶來一點啟示?


來自愛爾蘭的優獸舞團,在2013年香港藝術節演出於2011年在都柏林首演的作品《足跡》。藝術總監米高Ÿ基謹杜蘭及音樂總監連恩Ÿ奧馬安賴都是愛爾蘭人,作品由舞台設計、女舞者的服裝主調、以至場刊內舞團名字印刷,都呼應著愛爾蘭國旗上的綠。綠色,自然,質樸,富生命感。這些也是《足跡》散發的特質。

隨大幕升起,觀眾見到設計簡約的舞台及已處於準備位置的演出者。演區以馬蹄形狀、高約半米的高台包圍著,上面放置了樂器,也有十數張如學生座椅的椅子,供樂手及舞者之用。舞者亦可坐在這個半圓高台面,仿如閒坐台階或稻穀堆上,觀看其他舞者和樂手演出。二重性的演員/觀眾身份,加強了演出真實感。

演出是個憨厚的老實人。編舞沒有刻意把動作「舞台化」,沒有為搏取掌聲設計的高難度動作,主要是豪邁的四肢搖擺、旋轉、或者是舞者把身體水平降低使之貼近土地,都是民俗舞蹈特色的舞步;偶爾加入了現代舞常見的滾動或用腳在地上劃圈從而移動的動作。主要的舞台表現在於樂手與舞者的排陣組合(formation),除了帶來視覺變化,也是傳統生活的意象:例如四名男子圍成正方形的坐著,二人彈奏樂器唱著歌,另外二人或抽煙或低頭不語,加上想像中的爐火和湯鍋,儼然是冬天晚上的農家風景。群舞佔整台演出的大部分,坐在台邊的閒置舞者隨時加入由一至兩名舞者開始的舞段,舞至熱烈時脫掉外衣皮鞋,喝口水,抽口煙;那是與自然共生死的人類,辛勞地在土地上操作完畢,活動生命載體,感受靈魂的存在。燈光變化仿佛從日出到日落,從篝火到晨曦,舞蹈或熱情,或激昂,或浮動著慾望,人隨著時間走過七情六慾,或淺嚐或大嚼生命各味。

質樸也見於現場演奏的音樂,樂器組合簡單,不過是鋼琴、六角風琴、風笛、小提琴、布祖基琴,以及吟唱,大部份由連恩Ÿ奧馬安賴親自操刀。音域和音質都是濃郁的塞爾特感覺,高吭中帶悲涼,有著都柏林這城市的深度,是在艱苦自然環境中接受生命卑微的語言。根據場刊介紹,樂手們都是愛爾蘭人,但舞者無一原藉該地。要讓一種外來文化的音樂成為自身的韻律並不容易,舞者的功力可見一斑。

米高Ÿ基謹杜蘭原是一位現代舞創作人,並非在愛爾蘭長大,但他在祖國的傳統中找到了養份。香港的本土主義不斷被探索,模塑,不少編舞受著「要做香港的現代舞」這焦慮困擾,轉向自身經驗尋求答案。但個人生命在歷史流動中不值一哂,我們好像找不到讓雙腳植根的文化深土,讓舞蹈的社會性把我們原始的生命狀態聯結。香港人已經走到第五代,若果仍然說我們居於一個暫借的移民城市,未免對過去一百年香港的藝術家作出的各種努力有點不敬。中國文化在香港也不缺席,我們不必面對後文化大革命的茫然。我們面對的是香港人,包括我們自己,的生活選擇。在中國各地的城市鄉郊,在早上黃昏,大群民眾在廣場或跳傳統的民俗舞蹈,或搖曳的西方社交舞,透過身體的集體活動製造自我認同,溝通,團結,生活。在功利思想主導下的香港,這種不事生產的活動是沒有生產能力的老人才做的。在有潔癖和管理癖的香港,群眾聚集已經是問題的開始。在著重衡量的香港,身體是符號,是身份,它不是靈魂的載體。在「高雅藝術」的「薰陶」下,把源於土地的舞蹈帶入劇院是土氣,創作是產業,賣弄才值錢。我們人為地令舞蹈與生活壁壘分明,然後又大費周章地讓「藝術家」走進社區推廣舞蹈,豈不枉然。《足跡》的啟發,是讓米高Ÿ基謹杜蘭及觀眾思考這次劇場演出的真正根源。千里之行,當舞蹈作為一種靈性追求向藝術化出發時,它還是始於足下,從土地開始。

觀賞場次:201231日晚上8時葵青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