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創意的馴服


2011年,特別是下半年,香港的舞蹈製作很密集,大的、小的舞團,年資深、年資淺的獨立舞者,發表了各色各樣的創作。除了少數的例外,這些作品大都處於「安全區」內,創作人做自己擅長的、觀眾期望之內的作品。我不禁想:香港的創意被馴服了:
創意馴服於安穩舒適的生活

創意馴服於事不關己的冷漠

創意馴服於主流價

創意馴服於島民的狭小視野

創意馴服於曾經的亞洲領導地位,令我們看不見自己的渺小

創意馴服於資訊科技帶來的、世界在我掌上的假象

創意馴服於資助撥款制度的邏輯

創意馴服於沒有要求的觀眾

創意馴服於温和而幾近沒有生存空間的藝評

創意馴服於創作人、觀眾與評論人之間的對立而非共生的關係

我想到文晶瑩的作品《橙》讓我們反思兩性地位於中國文化的張力;我想到Francisco GoyaSaturn Devouring His Son對戰爭的控訴;我想到Andres Serrano包括Piss Christ在內的攝影作品,以優美的影像及意想不到的物料諷刺人類只見皮相的膚淺;我想到Marina AbramovicRhythm O,以行為藝術讓參與者赤裸裸地面對自己的人性。我也想到90年代看完香港一些藝團的演出,是會不安,不忿或者不無感慨的。這些作品挑戰欣賞者的理解和容忍限度,藝術家因而承受很大的批判壓力,它們把做的和看的都推出了習慣範圍,在驚濤駭浪中醒覺,藝術的至高的美,不是表象的愉悅,而是一種凜然的心靈洗滌經驗。

因為我們馴服,香港的創意培育都以文化消費為目的了。香港的藝術地產日益蓬勃。香港的「文化政策」,以民政、經濟發展、土地價值為依歸。因為我們馴服,我們成了從主人手上討吃的小狗,偶爾在主人的晚宴娛賓。我們馴服,因為我們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被馴服。

20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這畢竟是個人的事

19713月,當時還未獨立的孟加拉發生了一場引致大量死傷、針對種族衝突的屠殺。由Awami League帶領的倖存者於同年4月宣佈孟加拉獨立,於是,孟加拉人民經歷了由印度到巴基斯坦到獨立國家的被動或主動的、國土層面或文化層面上的「脫離」。在英國出生的艾甘漢,他在回溯自己民族、文化的舞作《源》內,沒有渲染自己與這段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歷史的關係,也沒有受害者姿態影響觀眾的視點及情緒,作品名字Desh雖然在孟加拉語解作「家園」,但我更樂意相信它是故意隱去了指涉民族Bengal部分,簡單的稱為Desh。艾甘漢為《源》定下這個出發點令我很敬佩。他沒有利用歷史事件,從高角度曉以大義。他讓觀眾集中面向個人──也就是我們每體──思考。他因為面向個體而傳遞了一些普世認同的價值觀。我相信這個取向令《源》更接近觀眾,也更能帶動觀眾的共鳴。

演出開始是艾甘漢以大錘子敲打金屬,發出巨大而沉厚的聲音。他敲了約五下之數。這聲音儼如看不見的liminal space,向觀眾預示我們將進入一個心靈之旅。這個旅程,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為何會立足今天所處之地。我們生於何地,是命運的偶然,還是父輩的足跡帶領我們到來?艾甘漢說兩個不同層面卻同出一脈的故事:一是他父親身體上的苦難和流徙,一是他自己精神上的啟蒙。作為一個舞蹈家,他恰如其分地用他的肢體說故事。艾甘漢在光禿頭頂上畫上眼及咀巴,整段舞都垂下頭,以頭頂面向觀眾扮演「父親」,也藉此強調父親長得矮小的特徵。初看很有趣,但隨著油彩慢慢糊掉,我心中有點慼慼然,好像上一輩代表著的一些歷史、一些價值,正在離我們而去。年輕一代高速向前走的時候,往往不會注重過去,只覺得那是絆縴,正如艾甘漢生於英國,不願意學習家鄉語言,與家鄉像斷裂的電話線路,無法溝通。我們忘記了,人都需要「根」,需要在大世界中站穩在一尺丁方之上。直到有天,我們到了以長輩身份與小孩說話的年齡,突然驚覺人類全都是生於一條連綿不斷的時間之線──沒有歷史,我們的存在會變得虛無;沒有將來,今天的努力會變得白費。

艾甘漢自己的精神啟蒙故事,是他以長輩身份,與一個只聞其聲不見其影的小孩的對話,以及與充滿童話味道的動畫互動來表達的。對話本來是艾甘漢作為成人對小孩的教誨,發展下來卻是他從小孩得知父親如何走過苦難,以努力和忍耐讓生活在下一代延續下去。他今天在兒女眼中可能微小,可能蠻不講理,可能固步自封,但父母不是從來就處於這個仿如與子女對立的位置,他們所經過的歷史,其實就是子女的根,的「源」。這個突如其來的啟示,令我們從全新的角度看「過去」,以人性的客觀眼光,明白自己之前的無知和自大,學習包容、諒解、謙卑。

發現父親的腳底被刀割之後,艾甘漢跳出一段包含了腳掌心向上這舞蹈詞彙的舞段,令人動容。再一次,艾甘漢沒有把他父親受難放置在民族鬥爭這個backdrop前來引發同情,而是專心處理根源於單一個人的尊嚴:沒有了腳掌接觸地面,我們「走」得困難又緩慢,但這不會改變人最基本而卑微的慾望,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向前走。只有仍然能向前走,才不枉活著。父親無奈離開家鄉,他希望在英國出生的兒子不要忘記他是從那兒走過來的。薩伊德說:「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法。」艾甘漢這次尋《源》,重新尊重祖先血源,承傳父親的記憶,為自己構建從文化之根汲取養份的自我。
所以,在最後一幕,震撼視覺的白布條由舞台上方隨隨落下,仿如艾甘漢小時候見過的樹林。身穿西式恤衫的艾甘漢穿過「樹林」,脫下上衣,回到「出生禮服」(birthday suit)赤身狀態,再走向台前演出開始時liminal space的起點,穿上傳統服,完成了他的《源》之旅。他個人的旅程,卻滿溢為全人類褔祉的關注。

世界每天都有衝突。我們可以把這些看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矛盾,因而事不關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是「因為那些宗教狂熱恐怖份子」的敵對。但這些衝突影響的是一個一個獨立的生命,是每個由獨立生命延伸的家庭,是你、我、他與她的父母。我要為艾甘漢鼓掌,因為他提醒我們,當世界很多人在假惺惺地「關注」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形而上的、面目模糊的「重要議題」時,到頭來我們都是「個人」,我與你之間的分別,並不那麼大。

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簡單」來說、「直接」地講



作為中國男性,面對「三十而立」的傳統要求,「選擇」在個人層面以外加添了人與社會關係的張力。李家祺的作品《mo跳過》(CCDC舞蹈中心香港舞蹈聯盟合辦「真演出」新系列)便是他在這個如何以選擇成全三十而立的語境中產生的。

mo跳過》,直接、抒情。利用燈區把空間串連成一時光之旅,途經下定決心向舞蹈出發的壯烈,邂逅舞蹈之美的心悸;初嚐現實與理想的距離而失望迷惘;到今天決志的《mo跳過》。使用這個聰明的手法,突破場地面積不大的桎梏;把每一段落限制在較小的空間內,可避免自己作為獨舞者過多的體力消耗。筆者亦欣賞沒有視場地中央兩條柱子為障礙,反而把它們融入舞作,與之交流。

兩個箱子組成的道具物質化了的「選擇」。兩個箱子上小下大,裝有滑輪,上層四面鋪上鏡子,可以反照的表情。像獵人接近獵物一樣,起初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以身體不同部份接觸它,繞著它跑;隨著音樂愈來愈重,他一躍而上,以上面小箱子支撐腹部令整個身體懸浮著。他終於「凌駕」了他的「獵物」。這是勝利嗎?還是夢想成真卻有腳不著地的不安?這一段音樂、燈光和動作配合得宜,但未有盡用鏡子展現人在選擇過程中不斷進行的內省和自我質疑,鏡子成了反射燈光的裝飾品,而觀眾也只可以留在他者的位置,隔岸觀火。

mo跳過》,直接、抒情。其直接可見於兩個設計簡單卻很能引起觀眾共鳴的段落。一段是建立於典型的「選擇」符號──擲毫。硬幣墜地及滾動的聲音,隨機的路徑,不但主宰的視線和移動方向,更牽引觀眾的情緒,大家都不期然的屏著呼吸,估計著硬幣在哪兒停下,哪一面向上,就如這個硬幣是擲在自己的命運之路上。尾段從三十倒數到零,每個數目配以一個動作,再一面從零數到廿九,一面很慢的坐下,直到他完全坐定,靜止,然後清晰而堅定的吐出「三十」。有序的數目啟動觀眾的內在韻律,而「三十」遲遲未出口的懸置為結尾一刻帶來「終於到達目標」的滿足和驕傲。

「選擇」是複雜的哲學思考,卻也每天與生活緊扣。以真誠表現「選擇」如何緊扣他今天的生活,令觀眾容易投入。的動作和舞美設計略嫌過於簡單;音樂亦風格單一而且未能與動作設計融合;但亦正正是這簡單令他的誠意得到毫無掩飾的傳遞。無可否認反應正面的觀眾中有很多與的背景相仿,經歷相似;加上場地細小,與觀眾接近,情感交流較容易。《mo跳過》抒情,但沒有啟動觀眾對「選擇」作出更深的思考;如何把主要源自友儕的感動帶到一個更大型、結構更複雜的演出,是下一個挑戰。

評論場次:2011910日晚上8時,CCDC舞蹈中心賽馬會小劇場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當那雙燕子飛過牆垣落在舞台上…….

雙燕中場休息時旁邊的友人跟我說:「這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我本人沒有設任何舞作與畫作之間的互換關係,因為我很主觀地認為這個作品的構思是藝術與商業考慮並重的,所以反而可以平心靜氣的去看梁國城先生「以畫入舞」的切入點。總的來說,我認為是集中處理畫作視覺上的一些特質,為這些凝定的特質加上時間或視覺維度上的幻想延伸。這是一場華美的舞台呈現,但不是另一角度的哲學思考。

冠中先生的八幅畫作:拋了年華百納衣紅影糧倉補網雙燕海風》和《瀑布序構成舞作八個段落。雖然似乎文本互換並非先生這次致敬的手法,但在全方位的舞美配合下(曾文通:佈景;林經堯:錄像設計,莫君傑:服裝;楊子欣:燈光),我們的確看到出色的舞美立體化了畫作的美學符號。其中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紅影-紅黑」丶「糧倉-魅力」和「瀑布-背影」三段。舞作「紅影-紅黑」對調了畫作紅影中的顏色關係:畫是紅隱入黑中,舞是紅把黑吞噬。畫作有種遁入淡然的空靈,舞作卻來勢洶洶,兩者通過一種原始的氣勢遙遙呼應。這一段以雙人舞開始,潘翎娟蜷曲伏在台中,紅色投影以她為中心向外漫開,重塑了畫中的(落日);男舞者何超亞是黑,他們的托舉和相互重心傳遞很能表達一種相生的關係,就像畫作中的日落,將在畫布以外的日出一刻逆轉過來。「糧倉-魅力」一段,男群舞充滿大地和生命的氣息,他們搖晃穗狀道具,彷彿活現了畫作厚重的油彩筆觸是如何被塗到畫布上的。到了「瀑布-背影」,白輕紗服裝,女舞者輕輕搖曳,彷彿把畫中瀑布的水流躍於台上。

舞美的確令雙燕生色不少,至於舞蹈本身,「紅影-紅黑」有代舞式的抽象感,雙人舞的設計帶有芭蕾色彩,雖然身韻和動作細節非常中國式。抽象的處理恰當地表現畫作濃厚激烈的色彩意象,群舞者赤裸上身揮舞紅絹的場面更是令的更紅,中一點黑就更具象徵意義。筆者認為若是梁國城要對冠中致敬,「紅影-紅黑」一段最能體現先生致力東西方藝術匯合的努力。
最有驚喜的舞蹈編排是「雙燕-苦戀」竟然是由兩個女舞者演繹。只要約略認識詩詞,都會知道白居易的《警孝詩》:「樑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啣坭兩椽間,一巢生四兒。」筆者也不例外,每聽見「雙燕」,腦中就會想記這詩。但雖然編舞在題目下了「苦戀」這注腳,卻沒囿於男女雙人舞這典型,而是集中展現燕子的姿態。唐婭與王王瑩瑜身段纖巧,充滿古典優雅氣質,仿如從工筆畫走出來的美女,拗腰控腿等技術展現亦切合了古典舞的美的標準。
整台作品美的細節很多,但彌補不了舞者明顯排練不足的問題。多人犯了專業演員不該犯的失誤:在「糧倉-魅力」一段有舞者轉錯方向;「瀑布-背影」一段舞者相互感應不足,以致不能排成一橫線;在多場群舞都有不整齊的情況。筆者認為比較嚴重的問題是舞者對西方音樂似乎難以掌握,加上現場演奏,排練不足便會有追不上拍子或與音樂缺乏交流的情況出現,這情況,在尾段豎琴複雜的拍子下,尤其明顯。

用三的舞台延伸二維的畫布。畫是凝定的一刻,為它加上動態及時間的維度:飛來牆上的雙燕有什麼動態?魚網是畫中主角,但它的主人是如何讓它躺在沙灘上的?令頑抗的樹低頭的風是怎樣吹的?從單純的畫面出發,加添了故事,本來亦可堪玩味,但他同時設計了「作畫人」的角色,於是觀眾有了合理期望,以為台上的是冠中的視點的延伸。是嗎?於是有了友人那「不是這樣的」的慨嘆。

畫布捕捉的是定格的光影,舞蹈劃過時空,卻瞬間即逝。兩者通過不同的感官在我們腦中烙印,但真正令我們記得的是那的感應。冠中在定格的畫布上以豪邁氣勢展示他的面對人生起落的感懷,舞作雙燕展示的是舞台想像力的包裝,延伸了畫布的故事,卻看不到另一個生命的足印。

評論場次:2011年11月11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2011年10月4日 星期二

漫談廣東現代舞週所見


(原載於「舞蹈手扎」201110月號)

對談內容:賴愛美、李海燕
文字整理:李海燕


李:今年(第8屆)廣東現代舞週的內容安排與去年有些差別:少了研討會部份但多了給年青編舞發表作品的機會。727日的下午我看了「青年舞展」和「另類平台」共13台作品。當中有令人驚喜的,驚艷的,也有驚嚇的。雖然未至於是眼界大開,但也深感內地和海外編舞在取材和展現技巧上,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賴:我則安排了兩天的行程 , 看了兩場「青年舞展」, 兩場「另類平台」,一場「專業舞團觀摩」演出,並參加了一個座談會,相當充實。兩場「青年舞展」共18 篇作品的年青編舞者來自中國各地,包括香港廣東廣西四川湖南湖北北京南寧河南等地。我不想標榜中港兩地的文化的差異,只是在欣賞時,少不免會作出比較。其中令我印象較深刻的作品是西南寧虹女子舞團《燭跡》Candles in the Nights舞者以身體摸模擬燭光晃動的形態:柔軟而帶有內勁的身體,加上多變的構圖,動作起伏有致,配合適當的音樂變化,視覺效果豐富,作為當天「青年舞展」的第一篇作品,是相當好的開始。同日一隻名為《沙河匪事》的作品,題材就是「搶劫」,兩位舞者跳出一段諧趣的搶劫故事。飽滿的作品可以源自簡單的題材。

反觀來自香港的三篇舞作,編舞都傾向選擇比較深沉的題材,但探討未夠深入,影響了整體效果。三篇中較為欣賞的作品是白濰銘的《迷失心》,結構完整,以潑水喚醒迷失,處理直接;再用繩子互相制衡對抗表達纏結的狀態,寓意鮮明。 我看到「青年舞展」中內地和香港作品在題材上有個共通點,就是大都從「我」出發:「我的」、 「我和他/她的」等等。對於生活經驗不多的年青人來說很正常,舞蹈小品也不適宜採用太複雜的題材。就演出所見,愈簡單的題材效果愈見討好。年輕編舞處理複雜命題時,可能因為沒有深刻的體悟,思考不足,抓不住重點,表達流於表面化,

李:我認為這關係到我們對一個題目的思考夠不夠深刻,有沒有找到那真正的「內核」。過於濫情亦妨礙深思。你要說失戀,你不要告訴我你失戀的過程或你那天有多痛,因為那不是的失戀令低迴的內核。尋找這個內核是個非常孤獨而枯燥的過程,我想借用Gunter Grass比喻自己的生命像個「剝洋蔥」的過程,每掀起一層就會看到更多層,不要輕易認定這已是最深一層了。

找到那個內核,如何有力地展現就是技巧、創意加經驗的工作。當中應該包含很多精密的計算。我們所說的那些「天才」,「很靈巧的孩子」,我個人認為是那些雖然沒有很多人生經驗卻可以看透表相、找到內核的人;然而這些人畢竟不多。年輕的編舞可以在作品中磨練一些課堂上學到的編舞理論,然而要真正感動觀眾,需要長時間細心觀察他人的人生,需要從心底開始關心這個世界。看很多書,看很多畫,聽各式各樣的音樂,從前人觀察的精華中抽取養分。

賴:不可以不提是湖南常德九鼎現代舞團的《經鬼絡神》。看完感覺如墮五里霧中,再讀過介紹都只可勉強說出是有關經絡和鬼神的作品。15分鐘的創作分67個小段,以黑燈分隔,段落間找不到「經絡」,段與段的時空和狀態亦不連貫;勉強貫穿的是每段都有不同的造型和道具,但如果說是用上劇場或拼集手法又似乎未成型。就像剛剛說的有關題材深度和駕馭能力的關係:題材特別,但想講的東西太多,思路像被鬼神打得雜亂無章;而且表達能力不足,有時只是複製(reproduce)了表徵卻沒有觀點。

李:對。《經鬼絡神》引起全場哄堂大笑,這笑無疑是恥笑,也是當你目睹他人正經八百的努力卻只完成了一個接一個的失敗時的一種黑色的笑。小段與小段之間完全沒有合理的轉折,毫無美感而且明顯排練不足,不知所謂的會有數位敷著紙面膜的女舞者以歌劇啌發出高音;不知所謂的會有一個舞者以製作粗糙的能劇鬼怪造型出場;不知所謂的會有三個穿低品味的人工物料襯衣高跟涼鞋跳爵士舞;等等。這15分鐘的實驗性作品,我估計編舞想探索一下自遠古以來人如何以鬼神之說來合理化對無知的恐懼,雖然我還是沒有從作品中感受到人以「請鬼送符」來壓抑自己的潛意識的愚昧,雖然這到底是個很爛的作品,但我佩服編舞那種豁出去的態度。實驗性作品就是要有這種勇氣。

至於你說的reproduce,令我想到 Marquez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Marquez在全書中沒有說過一句「孤寂」。他利用描述Buendía家族經歷四代的盛衰說宿命論。KafkaThe Castle也沒有直接說過人生的荒誕──它表現在故事的不合理發展(如果有發展的話)以及那冗長艱澀的文字。我想,要仿造一個人情感狀態,或洞悉、思索這些心理活動然後讓另一個人「理解」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要以藝術的手法讓他人透過他自己的心理活動,得到一個直觀的「經驗」。他要經過一個什麼過程才能感我所感呢?藝術展現手法高低的分野便是在如何營造這「經過」。說到高低,如何把公式的技巧訓練轉化成自家獨有的舞蹈語言,也應該是編舞的追求。

賴:論技巧,明顯內地學生大多接受嚴格古典舞訓練,控腿、跨、跳能力相當好,基本功扎實,技巧上比香港的強,但當他們演繹現代舞作時卻出現了原原本本的古典舞亮相或者是走圓場步法時,就有些突兀。說舞蹈是一種身體語言的話,貧乏的詞彙會規範和格式了表達能力。相對香港舞者,動作並不只強調技巧展現,會全面考慮動作素材,空間和節奏如何配合帶出感覺。這關係到對不同動的方式帶出的身體語言的認知──相信跟所受教育內容有關。當然再往下去的要求是如何將身體基本訓練的成果轉化成新的律動,新的舞蹈語言,這已經超出對舞蹈學生的要求,現在的專業舞者也不是每個都做得到

能夠將身體訓練的成果去轉化是重要的,因為時代在變,語境在變,原封不動的傳統訓練不能捕捉時代精神。這令我想到「另類平台」島崎麻美演出的 《路人 》。 她放棄了優雅的線條和延伸,整隻舞都沒有腳尖動作,但從她的足踝和重心控制能力中看到她三歲已經開始學習芭蕾舞的功力,配合現場的silent cello演奏,燈光和佈景,相當吸引。同台的不加鎖舞踴館《蕭邦 vs CA邦》中加入 hip hop 元素,又是另一種語法。

李:你提到「另類平台」,我想談談高橋幸平What a wonderful world?高橋幸平在作品中雖然沒有採用舞踏常見的裝扮,但它的氣氛/氣勢和手法無疑是「舞踏式」的。他看似隨意的身體動作其實是種刻意的去形態化,配合放大、重複、不協調等舞台手法,展現他在現代人生活中看到的荒誕。舞台佈置是典型的城市家居:有一個永遠在播著同一畫面的無聲電視,有一個塞滿相同的預先包裝食物的冰箱,高橋在這房間內像一般在家中無事可幹的人一樣緩慢閒蕩,卻漸漸在這獨處中走向了像困獸的歇斯底里。作品中有很多可能觸動觀眾潛意識的黑暗的符號,例如高橋一直都夠不著的咪高峰座,他努力地向上跳,但當他終於夠高時咪高峰卻原來藏在冰箱中。舞台背景是以粉紅色為主調的投射,畫面是線條簡單如小孩畫的笑臉,在不斷重複的甜美女聲唱著「このすばらしい愛をもう一度」(這樣美好的愛再來一次)時輕輕搖晃,這些通常被解讀為可愛的符號加起來配襯高橋愈來愈激烈的擺動,看得人不寒而慄。

賴:高橋也是一個把身體訓練的成果轉化為有時代氣息的語言的例子。他的舞台語言,包括刺耳的音樂,,燈光顏色的對比,他那種四肢放鬆彈跳其間夾雜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無名的壓迫感,都可追溯到他的舞踏訓練背景。演出十分精彩,原因並不單是視覺上聽覺上的衝擊,而是作品赤裸裸的將現代人的生活真像放在觀眾眼前。高橋他重複徘徊電視機,雪櫃和咪高峰座間,電視機畫面中搖晃著眼神空洞的頭顱。你看著看著,突然驚覺他的房間就是你的房間,發現原來所謂wonderful world 就是枯燥無味甚至於無聊的生活。 作品處理絕對是經過計算,以獨舞來說,能夠放射出這樣的能量,形容為震撼絕對不誇張

李:高橋展現了一種新的美的定義──如果我們認同極致的美是凜然的、超越形態的。當很多舞者還在追求線條的延伸或動作的難度時,高橋作品的美在於他把你不願承認的自己硬推到你面前,要你不面對不可。他找到的這個「內核」,是深藏在我們不為意的意識深處的虛無,不是因外在環境而產生的反感,是你身處最安全的家中時攻你一個措手不及的無力感,你除了自己及太初的無之外,沒有任何藉口可借。

賴:最令我欣賞是他那份來自藝術訓練和個人修養的洞察力。這份洞察力讓他體味生活,反思生活,從中提取精髓,令觀眾在娛樂或感觀刺激之外有更深層次的體會。 優秀的藝術家要有這種敏感度和前瞻能力。

2011年9月12日 星期一

The strait of HK’s cultural industr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2009 Factory Building Wholesale Conversion Policy


Introduction
In October 2009, HKSA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announced, in his Policy Address 2009-2010, the “Factory Building Wholesale Conversion Policy” (the Policy) (also dubbed “Liberation Policy” as a direct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Policy 活化工廈政策). Mr Tsang describ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to) introduce policy measures to expedite the wholesale conversion or re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dustrial buildings, especially those situated in non-industrial areas, to provide premises and land to meet Hong Kong’s changing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1]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olicy, the community raise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re was any hidden agenda, that the Policy was lop-sided, and no consultation with the art and culture industry had taken place before the Policy was crafted. One of the key criticisms is on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ing of the Policy as one that “supports the growth of HK’s culture industry.” Judging from the execution details of the Policy, it is blatantly clear that before the “support”, if any, can be experienced by the culture industry, practitioners now based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leave because of the sudden increase in rent. This will be a devastating blow to HK’s culture industry because the damage is not just with 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operation base, but the entire creative ecolog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in a few of the districts throughout HK.

As a note on definition,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sing the term “culture industry” to mainly describe non-material cultural products that invite immediate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input, such as movie, graphic design, computer animation and games, performance art. In this document, however, I am expanding the term “culture industry” to include more traditional fine arts and other art forms that aim to represent HK’s culture.

The Policy in details
The rules that abide the conversion of the purpose of buildings have been in place for a long time. Instead of being a brand new Policy, the 2009 “Wholesale Conversion Policy” is actually a series of relaxed requirements to encourage landlords to apply for conversion. Some of these relaxed requirements are:

1.       The Government has lowered the application threshold for compulsory sale to be made to the Lands Tribunal from ownership of not less than 90% to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undivided shares in respect of three classes of lot. The three classes of lot are:
                             i.                a lot with units each of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10% of the undivided shares in the lot;
                           ii.                a lot with all buildings aged 50 years or above; and
                          iii.                a lot with all industrial buildings aged 30 years or above not located within an industrial zone.
2.       The land premium payable will be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use and proposed intensity of the redevelopment (i.e. pay for what you build), instead of the maximum development intensity permitted under the relevant statutory town plan o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BO), if there is no such limit under the statutory town plan; and
3.       Allowing applicants for lease modification in (ii) above to opt for payment of 80% of the premium by annual instalments for up to five years at a fixed rate of interest of 2% per annum above the average best lending rate.
4.       A nil waiver fee for the change of use of these industrial buildings for the lifetime of the existing buildings or until expiry or determination of the current lease, whichever is earlier. [2]

In order to centralize and expedite the application for building conversion, the Lands Department announced in January 2010 that it would set up a special committee by 1 April 2010 to handle such applications. 

How the community interprets the Policy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stressed in the Policy Address that the Policy is introduced to provide support to the six incumbent industries of HK, of which culture industry is one, 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land use, the community has been reacting more with worry than with encouragement. The culture industry is one showing serious concern because many practitioners have already been stationed in factory buildings as tenants: running studios, offices, or rehearsal venue. Hundreds of these practitioners have established small but specialized cluster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          Fo Tan: visual art cluster.
-          Kwun Tong: music and film cluster.
-          San Po Kong: performing art cluster.
The majority of these practitioners do not own the properties they are now occupying. From a survey of San Po Kong performing artists, out of 17 interviewees, only 1 is the owner of his office.[3]

Practitioners are in general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y c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in factory building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Their apprehension soon became a reality in January 2010 when some Kwun Tong landlords increased the rent (one case reported was over 10% increase in October 2009 right after the Policy was announced), or held up rental discussi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selling the entire building to large-scale developers. The speculation sentiment soon got heated up.

Besides the pressure on rent increase, practitioners are also worried about the legality of their operation in factory buildings.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zoning and of the Building Ordinance, some of these studios and performing venues are located in buildings approved only for “industrial” usage.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HKSAR has adopted a “laissez-faire” approach, considering the rent income these tenants bring in to the otherwise idle buildings. Yet when landlords apply for wholesale conversion, multiple usage of the same building will be not allow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safety an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bide by law. The uncertainty is the quantity of landlords who would apply for wholesale conversion catering for the culture industry. Influenced by Hong Kong’s mainstream value system, this is not very likely to happen.

The Development Bureau stresses that in 2009, there are 1026 factory buildings in HK and the total vacant floor area is 1.13 million square meters. Hence it is unconvincing that the affecte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are unable to find substitute studios, albeit not necessarily in the same district. The Development Bureau also believes that it is unlikely for every single landlord of these 1026 factory buildings to submit a conversion application.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will reveal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1 April 2010. Yet, the Development Bureau also admitted that there would be impact on the current tenants and they estimated that it would take two to three years for the market force to complete its job.

While there is truth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Bureau, the Policy has ignored the immediate livelihood problem of current tenants, the disruption to the ecosystem in each cluster,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 has again revealed the HKSAR’s lack of dedication to the nurturing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which is described as the reason for introducing the Policy by the Chief Executive – this I will discuss in greater details in the next section. On 20 February 2010, a group of 300 artists rallied to voice out their concerns. Since then, more and more media attention was drawn to the fairness of the Policy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the community called for a halt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o that more consultation work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could be carried out.

Mismatch of objective and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 HKSAR Government stresses that the Policy sets out to support HK’s culture industry, it is dubious to me how such an objective could be achieved. The Policy is designed by the Development Bureau, the responsibility of which is to release Hong Kong’s land potential but not involved in any cultural/art policy design and/or enforcement. The mandate of HK’s art development does not fall into its responsibility. Putting asid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nitial driving factor for the design of the Policy, its implementation details do not support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olesale conver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 followings are reasons for this mismatch:
-          First and foremost, the lack of a “Culture Bureau” in HK means that there is not a Government body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the practitioners, mak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s so that the industry and its economic value will grow, consolidate resources and design appropriate measure to allocate and review resources consumption. Such needs are not properly communicated to, and therefore not considered by, to Policy makers with responsibilities outside of culture development.
-          The civic society is driving the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missing Culture Bureau. Yet the effort is dispersed, the dire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oordinated with tha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does not have the political capital or expertise to bargain with the Policy makers.
-          The Policy is not designed with thorough consultation with industry experts and the existing practitioners in factory buildings. The policy is designed with “the artists” as a concept but its impact is on the real lives of these existing tenants.

When we take one step back from the immediate pressure of the artists to be uprooted from their established ecosystem, I can see a few areas of larger concern that is related to where the culture industry sits in the minds of HK’s policy makers:

1.       A commercial mindset where industry values are defined by its potential to bring in short-term, quantifiable monetary return: When former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 Hwa specified the 11 categorie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his Policy Address in 2005[4], artists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expressed the concern that those 11 categories focused on immediately consumable “culture products” with a mass appeal to support its monetary value, while there was not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fine arts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Yet without such measures, HK’s fine arts will never reach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level. We are 5 years already from that Policy Address yet we have not seen major measures implemented to nurture the culture industry. 
2.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said in 2009 Policy Addres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arts sector to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software and human resourc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KCD).”[5]While it is a bigger debate of what the HK cultural policy should be focused on, it is clearly understood from Mr Patrick Ho’s , former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 Patrick 2006,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focus on the support for fine arts out of the wider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culture industry.” Yet, the focus on readily-consumable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expectation that artists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economic values that supports their survival under commercial speculation is obviously a deviation from such a focus statement.
3.       No preven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culture industry from withering under the ebb of commercial speculation. The Development Bureau truthfully follows the ideology of capitalism and naively assumes that once a policy is in place, the market will always finds its balance. However, culture industry needs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 free market force exactly because it will not be able to generate the kind of monetary capital with which it can counter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e value of the non-mainstream art market is the balance it brings to the society and reveals possibility that lies beyond the mainstream system. It is the Government’s mandate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a space for these non-mainstream activities, so that our culture representation is democratic, genuine, and shielded from the consumerism make-over.
4.       Lack of a true dedication to lead Hong Kong to compete on a higher intellectual pane: While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suggests that HK will compete with other Asian cities on a higher intellectual level, HK is lagging behind when compared to Seoul, Tokyo, Singapore, or Shenzhen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seriously invested in cultural city branding efforts. There may be truth in the Development Bureau’s defense of the Policy that “the market impact may last for 2-3 years and we must be prepared for small scale sacrifice for the larger benefit,” the gap between our and other Asian city’s arts development will again be enlarged by a development lapse of 2-3 years.
5.       Misunderstand the value of an artists’ cluster: let me call this a “shopping mall mindset” – to many, both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an establishment’s success has to be measured by the consumerism standard of crowd flow and on-site sales. Applying this mindset to factory buildings, the Policy stresses its legality in making sure Fire Hazard standards will be met during wholesale conversion. Yet, an artists’ cluster is not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c viewing or performance. It is for the upstream process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he interacting point of artists for organic creativity exchange.  
6.       The priority of standardization and management over artists’ actual needs: the Development Bureau, in defense of the Policy’s negative impact o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claim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upporting the provision of space to the industry with buildings such as JCCAC, and the Old Police Quarters on Hollywood Road[6]. Can the industry really use these buildings? Not always. For example their size is not large enough for visual artwork, their location does not allow for high noise-level production such as sculpture and music, and they are not equipped with facilities for move in and out of large items (for example a finished theatre set.) The sheer space in a factory building can also trigger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agnitude, which is so lacking in Hong Kong due to our small living and work space. Opposite to other forms of “production”,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products requires the least amount of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Requiring culture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o establish in Government-appointed facilities is somewhat counter-intuitive.
7.       Lack of sensitivity to the world’s trend of embracing post-modernism ideology: the high efficiency made possible by high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odernist era of mid-20th century is yesterday’s world trend.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true leaders respect heterogeneity of culture, diversity and ambiguity[7]. It is a mistake to believe that only mainstream commercial activities creates wealth. The truth is, diversity brings possibilities. Non-mainstream values lose their function once they become mainstream. Ambiguity is the status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tic thinking, and is the attitude required to embrace risks that set the stage for positive changes. Allowing for the existence of an organic artists’ cluster is a manifestation of such an attitude.

Can we get down to the basics?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Bureau an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between January to March 2010. We have made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help relief the threat to current tenants in factory buildings:
-          Rent control: introducing a rent ceiling for registered culture practitioners who will stay/ move into factory buildings in the next 3 years
-          Become the landlord: By referring to the relocation of domestic-style factories to Government-owned factory buildings in the 1950’s to 1960’s, w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actively become the owner of some factory buildings so as to interfere market speculation by offering low rent to the culture industry
-          Make space available after wholesale conversion: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supply of space for culture industry (hence reasonable rent level) after factory buildings are converted to hotels or shopping malls, we suggested that the Policy stipulates that 20% of the converted floor area to be reserved for purposes of cul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          Direct subsidy to culture industry: we suggested setting up a direct funding mechanism, source of funding of which comes from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land premium collected through wholesale conversion. Culture practitioners who face an increase in rent after wholesale conversion can apply for subsidy. This funding mechanism is suggested to minimize the direct market interference by the Government.

Yet the Development Bureau has rejected all the above suggestions mainl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its mandate is to maximize HK’s land potential instead of to protect or develop the culture industry. [8] This again brings us back to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a missing Culture Bureau that could officially counter-balance the Policy of other Bureaus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 of all stakeholders have been aptly considered and taken care of. As a follower of John Pick’s model of Descriptive Policies, and that the current responsibilities of anything related to “fine art development” are dispersed and fall into a number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t is almost natural for the Development Bureau to have rejected these suggestions.

Hong Kong, as a city and nothing more than a c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not, in my point of view, maintains a cultural policy that touches on ideological level. Ye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HK has reached a point when our competitiveness built on commerce and finance is gradually eroding, we have to look for some fundamental changes so we could establish again our attraction to local and overseas talents, and tourists. Short-term success, hit-and-run attitude do not apply to the nurturing of culture industry.

We do not always need to have the newest buildings and largest crowd flow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value of a piece of land has been maximized. A point of view from Jane Jacob can be well borrowed here, “Well-subsidized opera and art museums often go into new buildings, But the unformalized feeders of the art - studios, galleries, stores for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art supplies, backrooms where the low earning power of a seat and a table can absorb uneconomic discussion - these go into old buildings. perhaps more significantly, hundreds of ordinary enterprises, necessary to the safety and public life of streets and neighbourhood, and appreciated for their convenience and personal quality, can make out successfully in old buildings, but are inexorably slain by the high overhead of new constructions.
As for really new ideas of any kind - no matter how ultimately profitable or otherwise successful some of them might prove to be - there is no leeway for such chancy trial, error and experimentation in the high-overhead economy of new construction. Old ideas can sometimes use new buildings. New ideas must use old buildings.”[9]

What we need now is not more flashy new shopping malls and hotels. We need some true clairvoyance from policy makers to visualize how HK will look like 20 years from now. We need some hard dedication from policy actor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may not come through during their tenure. We need some courageous risk-taking attitude from all of HK as culture development involves taking risk and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to ask is what makes HK a livable city beyond the hit-and-run gains. It would be a real shame if there is none, but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building that up.


-          END  -


[1]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for Economic Growth”, HKSAR policy address 2009-2010 policy agenda Chapter 1, P.5
[2] LEGISLATIVE COUNCIL BRIEF:” Optimising the Use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to Meet Hong Kong’s Changing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Development Bureau, 15 Oct 2009. http://www.devb-plb.gov.hk/eng/issues/pdf/LegCo_Brief_091015.pdf
[3] Survey conducted by 「新蒲崗創意文化產業關注組」in Feb-Mar 2010, results of which was announced in press conference on 21 March, 2010.
[4]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2005, P. 83-89. In the Address, it was stated that “Creative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encompass 11 categories: design, architecture, advertising, publishing, music, film, computer software, digital entertainment, performing arts, broadcasting, and antiques and art dealing. Some fall under our core industries, such as tourism. Creative industries can be extended to cover areas such a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an urban image.”
[5]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2009, Chapter 1.
[6]行政長官視察中環創意產業群http://www.devb-wb.gov.hk/press_releases_and_publications/UMPR/index.aspx?langno=2&nodeid=1779&Branch=A&lstYear=2009&PressReleaseID=12376
[7] In his book “The Philosophy of Symbiosis共生思想,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7, Kurozawa Kisho (黑川紀章) advocated the value of ambiguity and has provided numerous examples on how this new trend of thinking can be seen in architecture in many cities in the world.
[8] The Development Bureau rejected these suggestions in a written response, to新蒲崗創意文化產業關注組via The HK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on 23 March 2010.
[9]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P. 188. Vantage Books,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