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題目消失了。咱們直接從內文開始吧。

王榮祿說「牆44」第一章是個女兒尋父的故事，是三部曲的上集。女兒在五個住著不同租客的大廈單位尋找父親失蹤原因的蛛絲馬跡。這個父親的曾經存在，由廣播劇和不時叫嚷著的電話機暗示著。

在我看來，用一個角色貫串，是一種劇場手法。「牆44」要說的不是這個消失的人，而是「消失」本身。消失是個辨證的概念，物事必須在我們的認知中存在過，才有消失的能力。時間是綿延不斷的；回憶也是。只要回憶能夠保存，便沒有真正的消失，萬象總會以相似或不同的面貌輪迴。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消失？像第一場中，演員大費周章地、動用整個身軀抹去脆弱地粘附在黑板上的粉筆字？還是關上窗，拒絕承認街外風景存在，讓它消失？

觀眾在演出的一個半小時中，在富德樓各層上下穿梭，五個演出場地，次第滲透出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的感覺。藝術表現需要載體，王榮祿和陳志樺選擇重現這段時間的特色可能與他們的成長有關，但志不在懷舊。他們帶領觀眾走一段時光隧道，觀眾生命中的真實時間，在演員於模擬已消失的年月中演出的當下，消失。好不容易回到現在，「現在」卻是盲的。

真正消失的處身在藝術家向我們所呈現以外的，是畫外音。

消失的還有熟悉的邏輯。似有還無的交談；錯置的對話：向茶餐廳點菜卻是由對方先來電；用陳百強反吸毒的「摘星」作為背景音樂濫「藥」──萬金油；陳敏兒在餅乾罐發現完整的餅乾塊時會嚇得大叫；為死屍拍照，為已消失的製造永遠存在的假象。

要突顯消失的空，就要有意像紛陳的滿。沉迷練習「玉女心經」的男住客用叮噹的法寶「記憶面包」將知識囫圇吞棗，之後用「存在主義」一書殺死拳手；攝影師口袋中的瑞士糖和「飼養」在魚缸中的菜刀；游戈於賭徒和怨婦之間的女人，在室內撐開從冰箱取出的傘遮擋不會下的雨；同居男女充滿性暴力意味的糾結，在八十年代色彩繽紛的表面下，原始的不安在騷動。觀眾在上落之際在梯間會遇上莫穎詩，她彷彿古代悲劇中的小丑，用慧黠的眼睛看著你。

王榮祿、陳志樺、陳敏兒已多次合作，漸見純熟。消失了一段時間的UNLOCK風格重現：市井的生命感覺，隨意，強悍，具滲透力。

環境舞蹈與環境發生的關係除了是物理性的，還要考慮建築物本身歷史和環境周遭的文化脈絡。富德樓是由支持藝術發展的業主捐出的物業，由一基金會管理，為有需要的藝術家在市區提供租金低廉的工作室。雖然「牆44」本身並無回應這種對藝術發展尊重的精神，借出單位的租戶卻已就此身體力行：觀乎單位為演出而重新佈置的程度，各人大概騰出了一星期在內工作的時間讓節目得以進行吧！而設計師在場地佈置上亦呼應單位原來的用途，如「艺鵠」大量的書籍、「影意志」的長條菲林裝飾等。

消失理應是主動的，但在今天「被消失」也見怪不怪。如果今次「牆44」的觀賞過程由觀眾自由選擇次序而非如參加旅行團般走指定路線，我們將更能體會「消失」是一次唯心的覺醒，只有主動認知，物事才會有存在或不在的分別。

被強奪，還是拱手相讓

(原文見主場新聞網站2013年4月22日)
http://thehousenews.com/art/%E8%A2%AB%E5%BC%B7%E5%A5%AA-%E9%82%84%E6%98%AF%E6%8B%B1%E6%89%8B%E7%9B%B8%E8%AE%93/

年初藝術發展局把第一屆藝術評論獎冠軍頒予評論電影《低俗喜劇》的賈選凝，引來連番討論。主流媒體大肆報道，藝術評論在香港忽然衝出文化版、走入娛樂版。然而評人沒有沾沾自喜，因為大家都知道公眾興趣所在，與藝評本質無關，而且熱度連三分鐘也沒有。
最終事情發展也沒偏離估算，不但媒體和公眾興趣消退，連藝術發展局也不覺得自己身為法定機構，有需要解釋五萬大元公帑是經過甚麼決定和程序送到賈小姐手上：沒有公開評審討論錄音，沒有回應民間對評審標準的質疑。小小熱鬧過後，藝術評論退回那個偏遠角落。

上周筆者出席一個有關藝術評論的討論活動，發言時提到香港藝評發展的困境，除了很多存在已久的問題，如藝術教育、發表空間、讀者興趣外，評論對象的胸襟也是個須要關注的問題。活動之後，便經驗了一件事件，對應了我的觀察：

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有打著推廣佛學的團體以舞會友，主辦了四場舞蹈演出，由編舞到演員全由專業人士擔任。有舞評人看罷演出，有感製作細節上有進步空間，撰文投稿予香港唯一的舞評刊物。該刊物由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出版。

文章發表在刊物2月號（2013年2月4日出版）後，其中一名編舞撰文回應（文章刊同一雜誌4月號，2013年4月15日出版）。引發討論，原是評論天 職，應為美事。然而佛學團體總裁向刊物其中一名編輯說明，回應文章不能有一字改動。這已是對編輯專業的踐踏。更甚者是，此名編輯竟對文章作者表示，刊物在 未來兩期不會刊登他的文章。理由是：文章作者同期為該刊物短期員工，有「利益衝突」之嫌。

是甚麼範疇的「利益衝突」，沒有解釋；與刊物一向方針不符，沒有理會；而刊物另一位專責英文稿件的編輯，對於雜誌就作者身份有新規定，也毫不知情。

經查詢後，發現該佛學團體現任總裁，同時是出版刊物團體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的固定評審員（筆者按：藝術發展局固定評審員制度適用於長期資助團體。評審員會就團體在整個資助年度中的活動撰寫報告）。

藝術家、觀眾、藝評人，在推進藝術發展的工作上三位一體。藝術評論目的不在爭奪觀點、話語權，而在尊重獨立個體的批判思考。筆者承認香港藝術評論流於批評 多於批判，但這可能只是藝評發展營養不良的病徵。如果持份者堅持以對立態度面對、以強權壓制意見，事件便已不只是一兩個人的意氣之爭，而是社會應該關注的 言論自由收縮問題。藝發局三年一度的選舉即將舉行，上屆藝評界並無業界人士出選，結果由政府委任林沛理擔任。今屆各藝評人應盡量爭取機會，在言論空間未被消耗殆盡之前，把原應屬民間所有的位置取回。

藝術評論在香港媒體的發表空間已幾近不存在。民政事務局與轄下的藝術發展局所謂的藝術發展策略，側重一次性發表，將單次項目觀眾／讀者人數與撥款及成效評 核掛鉤，對於細水長流式的評論（及存檔）一向無心發展。三年前《文化現場》雜誌事件，亦見政府對不同意見胸襟之窄，堅持不容許「被自己餵養的咬自己的 手」。但誰有權自詡「餵養者」？評論自由是文化權利的體現，每個市民都有權要求公帑用於維護公民社會的表達空間。官方消極對待藝評發展，有心人士憑藉身份頤指氣使，民間團體自行閹割。香港這個「自由國際都會」，滿街太監，教人情何以堪。

我有點醜但我很美麗

(原文刊《舞蹈手扎》2013年4月刊)

在香港站的文宣和場刊介紹中，東京鷹(Condors)都被形容為「當代舞團」。所以當《全壘打》的演員以動作為主要溝通媒體演繹多種表演形式（舞蹈、扮演、體操、木偶戲），我便猶豫著：這作品的定性是當代舞還是形體劇場？

但要明白《全壘打》的價值，首先便是要放下這些為推廣和行政目的而設的定義。東京鷹在做甚麼名堂的演出不重要，這群鷹在做的有甚麼意義才是重要。擺脫理性都市人對定義的執著，欣賞《全壘打》的顛覆性。甫入場，便聽到劇院內大聲播放的1990年代Brit pop音樂，包括Blur的出道作品、坎普(camp)味甚濃的Boys and Girls。明刀明槍的請觀眾準備心態：「我是cult的，我開始於那個已成過去的流行榜，但這是我。」演出開始，舞台上擠著13個身外形各異的舞者：或肥胖，或纖瘦，或矮小，或白色長髮披肩，或長得一幅凶相，當然也有擁有比較典型的舞者身形的。這群男的旋即開始舞動，參差的舞功直接闡述了東京鷹的顛覆性，體現舞蹈的民主：有身體的便可以跳舞，舞台不只是追求表象美的空間。這場舞也隱現了日本文化對不完美的尊敬，接受瑕疵才能靠近完美。

舞者在這段起始的群舞中是穿的是日本電影／電視劇內常見的高中制服：黑色中山裝。我相信它除了意味著東京鷹團員如中學哥兒們般有點兒「烏合」卻又很團結之外，傳媒為中山裝描塑的典型象徵，和接下來的錄像，也呼應著作品對傳媒霸權的思考。觀眾看著一群高矮肥瘦不一的男人穿著中山裝出場，已預設他們的演出是逗笑的，可能有點笨拙的，不用太認真看待的。然後舞者介紹是團員模仿商品廣告在錄像中演出。觀眾，包括我，都在笑，而戲謔輕輕地提醒觀眾：你會發笑，因為媒體的話語權已滲透你的生活。

《全壘打》沒有大主題，它是一種後現代的拼貼，段落與段落之間沒有線性關係，卻同樣對現代社會反思。其中一場是五位身形參差的舞者穿著白色背心和長內褲，模仿奧運自由體操的男運動員。他們的「體操」有高技巧的，也有意思意思的，當然都旨在令人發噱。德國納粹時代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電影Olympia利用完美的身體去宣揚政治信息，現代的奧運是為城市製造知名度及進賬的大商業。五位舞者引發的笑聲在說，運動的本源──身體，它的價值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另一場Rotten Street，是衝著兒童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而來。三名舞者為木偶配音，教大家ABC：A for Asshole, B for Bitch, 也加入了「地道」的L for Leung Chun Ying, M for Milk Powder, Y for Yung Joey。我個人對《芝麻街》沒有甚麼反感，某程度上我也是看這節目長大的，但可能也是時候我們想想原來美國文化是「普及」得伴隨亞洲小朋友成長，也要想想在現今的社會我們需要的知識應該是apple還是asshole。再一段是一群舞者扮演飲品製造機器的組件，其中一人口腔含著液體，經過複雜的「製造過程」：如倒立，翻筋斗等，來到坐在餐桌旁的食客身邊，食客舉杯，他便把口中液體吐進杯中，食客飲之如飴，觀眾嘩然大叫。那麼下次我們開懷大嚼精緻美食前，也可以想想食物的來源，我們有沒有大叫一聲的需要。

演出末段帶著輕輕的悲惻。所有舞者穿回中山裝，二人一組的互相支撐，但慢慢眾舞者一一倒下平卧地上，只餘近藤良平獨舞，配合歌詞內容是小時候看到別人演出，便以此為志。算是一段短短的獨白吧，為一直嬉鬧的演出適切地加上一點重量，讓它在淡淡的優雅中結束。之後，眾舞者舉起雙腿至倒立位置，後翻站立，氣氛一轉變成熱鬧的謝幕。作品到這一刻，完成了嗎？套用那句「作品由觀眾完成」的老話，我們可以把《全壘打》視為又一文化產業製作，輕鬆，無傷大雅，個半小時很容易在笑聲中過去，或者像我身邊那位應該位高權重的女士，一小時無間斷地在手機上密密按鍵。但演出並不必要終止於劇院。雖然西方文化自亞里士多德以降對悲劇推崇有加，到了差不多王爾德的時代喜劇才有了藝術的位置，但我想作品有沒有藝術性的維度可以從它能否帶動觀眾對自身境況的反思考量。嚴肅不必晦澀，笑聲不一定膚淺。只是在媒體泛濫的全球化世界，都市的生活模式愈來愈單一，我們面對的誘惑是笑聲這道寬闊的大門讓沒有太深哲思的作品輕易通過，得到仿普世性的認同。如何閱讀票房和掌聲，可能是今天的藝術家要學習的另一種素養。

《全壘打》這演出並不終止於劇院。它以表象不美的美學喻示真實，以真實告訴觀眾這世界還是很美的，來，笑一個吧。

評論場次：2012年3月8日晚上8時，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走羊腸小徑的怪異美女 ﹣訪香港編舞家陳敏兒

(原文刊《三角誌》2013年4月號)

「陳敏兒」是個平易近人的名字，陳敏兒(Abby)人如其名，很親和，經常面帶笑容，見到朋友時常常來個熊抱。她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曾任城市當代舞蹈團全職舞者，之後成為獨立編舞及舞台工作者，近年把生活大概平均地分配在香港和紐約。可能由於在香港的時間少了，她每次在香港工作、與友儕合作，都顯得很雀躍，正能量滿溢。但她的創作總帶著一抹淡淡的黑暗怪異（eccentric），她的獨舞會有一點兒醜化自己，這些特色亦漸漸成為了「陳敏兒」自家的品牌風格。親和的Abby，怪異的Abby，她怎樣看自己？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卡通片。那些故事情節可以完全不管現實世界章法，甚麼都可以發生。可能這影響了我吧！」Abby笑說。「我的邏輯也不是跟隨正常軌跡前進的，對現象我有自己的解讀。」有人形容小孩的認知過程就如把東西放在不同的檔案匣內，莫非Abby沒有遵照成年人教導，胡亂擺放！其中一種「胡來」是她傾向在舞台上醜化自己的美學。「我小時會以自嘲保護自己：我比你把自己貶得更低，你還可以對我怎樣呢？漸漸形成了一種用幽默角度看世界的態度。而這種態度竟然幫我克服了很多情緒低落的困擾。後來我開始把我的世界觀放進作品。出發點也許是好強吧：在舞團工作期間，我很多時擔任那些中規中矩的角色，到我獨立創作，我便想別人知道我的能力並不囿於飾演美女，想有更多可能性。而我發現這很好玩！因為觀眾可以一邊看著我恥笑自己，一邊想想其實這些指控是多麼無謂。例如我會投訴我有多胖。觀眾大都會笑，因為他們看到我其實偏瘦。社會對所謂完美體態的要求，也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醜化」這兩字基本上只有辨証的而沒有本質的定義。大家口中常常嚷著的美，可能從來都沒有進入Abby的「檔案匣」。「大野一雄（作者接：舞踏大師）扭曲痛苦的演出，令我幾近入定的觀看。他嚇人嗎？的確有一點兒，但我就像看著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一樣，不想把目光移開。他緩慢的動作讓我把他的皮膚上的縐摺看得清清楚楚。那當然不是『光滑細緻』，但那是走過生命的痕跡。」有一次Abby要扮演一位優雅女士，她設計了用腳趾抓茶杯的動作。「這當然與我們習慣了的『高貴女士喝下午茶』的形象不太相符，但與我合作的伍宇烈也認為，在約定俗成以外，還有很多不同角度看世界。」

但發表作品，尤其在香港，始終要有觀眾。Abby是如何衡量自我表達及觀眾期望之間的牽引？「我不關心觀眾多少的問題，因為一開始考慮那些因素，創作就不純粹了。例如在美國，到今天我仍然可以用『中國人』這身份得到目光的，但我沒有經過文革甚麼的，我不想販賣假的感受。」她也發表過與香港回歸有關的作品“Siesta before Hong Kong Returns”，但與其說是為了突顯文化隔閡，不如說是種關注細碎生活感受的女性主義書寫。「我寧可與不同界別的藝術家合作，或者是自己參與其他演出形式，例如戲劇。多角度的協同對我來說，就是在散播讓觀眾更了解自己的種子。」

Abby最近排練時傷了胸腔肌肉，說話時會痛。做舞者就是要不斷與痛楚為伴，而做創作就要面對形形式式的壓力。是甚麼力量讓Abby可以繼續走這條有時令人十分氣餒的路？「我有一次在美國參加一個課程，導師要求我們寫下個人五年計劃。我才發現，我從來都沒有計劃！我不是藝團僱員，也不接受長期資助，所以沒有發表作品的時間表。我只是相信我必須做好每一個我參與的項目，每次都再測試自己能力的極限。這樣與你合作的人會記得你，你便會有下一次機會。我不會站在今天計劃五年後的事，我只會關注今天我做得夠不夠好。」那麼今天不夠好時如何面對？「要有勇氣，有好奇心，抱著玩的心態，不要比較。別人看我是做著我喜歡的工作，但過程中會有令我沮喪之處，那是肯定的。從事我這種創作必須要輸得起。心無雜念便會心安理得。」

也許就是這種輸得起的心態，令Abby走一條在一般人眼中沒有那麼舒服的演藝之路，偏偏她認為她在做著令自己舒服的事。所以還是那句話：定義因人而異，Abby以她所理解的建構適合她的世界，沿途遇上知己，可能為數不多，但已勝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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