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我而舞？為國家服務？ 從何想象「舞蹈中的中國身分」

當代中國人身分想象，該由哪處想起：族群的，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創作當代舞，身分是無法迴避的思考。由身分，到身分的載體——身體，到放置身體的環境——社會，我們如何理解之、審視之、成立觀點之、沈澱為美學表達之，大概便是希望以肢體訴說生命為何物的當代舞創作人的主命題。

過去十年，中國很富裕，國際影響力大增。然而，經歷近一世紀的貧窮沉積下來的不安全感，文化大革命對傳統價值的破壞，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等等，令中國人趨向極度利己主義。與此同時，在威權下「棒打出頭鳥」這句話幾乎接近真理，可以「利」的只能是群眾中面目模糊的「己」。在中國要建立個體身分，要面對的困難和隱藏的代價，可能比其他地方都高。年青人建立自我時，以上一代為參照，要不接納，要不力求與之割裂。在廣州生活、生於1985年的獨立編舞何其沃，回溯青少年時期經歷的迪斯可文化，認為可能是中國人以身體反對既定社會結構的早期例子。廣州與香港除了地域上接近，生活方式和語言也非常相似；由於接收得到香港電視訊號，在網絡還未流行以前，香港文化對於廣州人影響深遠。當年的廣州年青人從電視上見到流行舞蹈，相約到迪斯可模仿，無意識的身體擺動成為了那一代人宣示割裂的集體符號。

割裂之後，如何建立？廣東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學生，展示了一個例子。廣州大學城規劃於2003年1月正式啟動，廣州市政府逐步把所有大學搬遷到小谷圍島，過程中涉及低價或暴力收地，引發居民抗爭。實驗藝術系學生在島上村落中演出，希望引發廣州人對小谷圍島狀況的關注，同時對將遭拆卸的舊建築，包括承載家族歷史的祠堂，作最後致敬。「如果享用改革開放成果的一代，以個人物質利益為價值支柱，他們的下一代便走向社會，擁抱集體利益，宣示與上一代決裂、建立屬於新一代身分的決心。」何其沃認同這類表演形式一般會被理解為行為藝術而非舞蹈，但作為導師的他不要求學生們尋求更技巧性的肢體表達，只希望他們誠實面對千禧後的中國身體。「中國不同藝術媒介的山頭主義很重。要獲得一種媒介圈子的接納，要依循既有的規範。但形式先行的身體表達未必是真實的，覺醒的，自我的。既然很多人仍然認為『行為藝術』是沒有限制的，我們何不利用它寬鬆的界線，尋找自覺表達的空間。」

學院教育與身分營造

被譽為「中國舞蹈家的搖籃」的北京舞蹈學院，是中國舞蹈教育的最高學府，其現代舞系和編導系隸屬「創意學院」，與其他以技巧訓練為主的獨立學系（如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芭蕾舞、國際標準舞）明顯在地位上有不同處理。根據創意學院網站描述，編導系特色為「繼承中國舞蹈文化傳統，強調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依照中國文化和審美，建立中國編舞技術，體現中國人的情感，為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服務。」如果最高學府的教學特色是為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服務」，這可算是一種中國舞蹈的身分嗎？舞蹈在中國傳統中忠於公共現實，以描述式表達背負崇敬自然、道德教化、族群結連等功能。如果學院教育把對藝術的承載、溝通要求與美學邏輯混為一談，假如身體「服務」於中國人的情感表達，它暗示個人身體的服從性，是演繹工具多於存在的終極本體；它認同的身分由中國（家）文化定義；它的審美標準也是中國（家）的。現時中國部分大學的現代舞系，課程採用如葛蘭姆技巧等源於二十世紀初美國的訓練系統。葛蘭娒技巧是否有利於中國當代的生存景況的表達，很難說得準，但被建制採納的會漸漸演化為標準。上世紀的西方標準，就如一種經協商的社會秩序，在當代藝術思維裡，理應是被挑戰而非跟隨的對象。

當代舞的表現方式五花八門，但一般著重破除公共現實，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個體的、比公共更細緻的主體現實。奉行非形式主義的何其沃，以生活經驗為編創原材料，他對比自己中、小學時期在中國和長大後在外國接受的教育，發現中國的教育包含殖入式的絕對價值判斷，不鼓勵批判思考。中國當代舞需要被殖入「服務」嗎？當代舞蹈該如何看待藝術的公共性？

如果說「技術型的舞蹈，無法觸碰廿一世紀的中國人身分」的話，必定是以偏概全的。也許要先探討一下（特別是）中國年青人的身體／身分想象。何其沃以「二次元的身體」描述物理的和虛擬的身體二元性，筆者認為「二元」的更可推展至身分建立。身分實在了，身體實不實在，也許不太相干。被高速都市化逼使離開根源的身體、在威權之下扭捏造作的身體、迎接強烈生存競爭而被人工美化的身體、營養過盛協調不佳的獨生兒身體，無法讓肉身接上身分意識，比不上網絡上無窒閡地創造的名稱、樣貌、人生。當數萬人挪動真實身體，到演出場地觀看數碼虛擬歌手「初音未來」演唱會時，中國人的共同舞蹈語言——民族民間舞，可以更新為這一代的身體美學嗎？中國舞者要有怎樣的身體質感，才可以做出有中國人生活感覺的動作？如果年青人不再需要通過物理身體體現身分的話，舞蹈的將來便會變得晦暗。

原刊台灣《表演藝術》201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