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日 星期四

寫在《重塑-新生代之身體研究與紀錄》之後

梁儉豐和李偉能參與Unlock Body Lab-《重塑-新生代之身體研究與紀錄》計劃,2015年9月25-26日舉行三場「分享會」。梁在電郵中稱該計劃為「一個對舞蹈和身體的研究」。就著 分享會所見,何以這是一次「研究」讓我摸不著頭腦。也許你認為我斟酌字裡行間的細節,不過是寫字人的偏執。但我關心的是,對事情的稱謂影響我們──包括事 情的催生者──如何理解。經過長期、廣泛使用而本身已帶著價值判斷的文字,甚至有能力模糊化而至改變事情的本質。「研究」一詞有正面的屬性,引發浪漫化的 想象,它所沾染的或多或少都獲賦予專業的光環。我們必須要自省,我們相信的是稱謂隱含的價值還是事情的本質。

在「分享會」中,我看到重整和設計,但沒有看到研究。我看到很多如何做一個動作的考量,但二人並沒有如「研究」所需要的,走出安全區,向自己、和自己舞蹈 本體尋覓。舞蹈在他們身上,仍然有太多約定俗成的規範。至於把未完成的研究以相對完整的舞台形式「分享」,更可能是種虛榮。

當然,我必須承認並且尊重二人在過去兩個多月的努力。我只能想象、卻無法體會一個二十多歲的男性身體需要釋放體能的渴望有多熱切。所以他們在今天這個階段做這樣的一個計劃,也許只是適切、誠實地表達了當下的他們。

人的可悲渺小,正是在於覺醒來臨之時,身體已不復當年之勇。我們必須提防花言巧語背後的虛妄。我到底是誰?我為什麼要用這媒體溝通?我為什麼要創作?我的創作是藝術嗎?還是只是一種精神活動?我有能力擁有我的藝術嗎?

今年我也參與策劃一個為期一年的身體研究計劃,目前正在進行中。歡迎各位用這把我拋出來的尺衡量該計劃有多名符其實、或者有多不盡不實。我們需要更多的正視和討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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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概念,就如從鏡中看到的自己的臉,依賴外於自身的「他」來建構的。自我作為一個概念,由我們長大的社會、文化環境模塑。薩特在No Exit的一句「Hell is – Other People」,尖刻而勇敢地指出我們生活在他者的持續注視與批判之下無路可退的困境。「我」在「自我」的建立過程中,受到了多少他人的引導和誤導?

我們自出生便必須面對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道德、美、信念等價值觀。這些信條制約群體相處之道,我們每天把自己的行為與之對照和評價。當自我意識與集體思維出現分歧,我們面對的不是兩個對等的選擇,而是孤獨、內疚、自我懷疑,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


人 類對眼睛(以視覺)認知世界的過分(相對其他感官或超感官)依賴,可以追溯到政教合一的年代。西方基督教認為人的靈魂超然於肉身,然而精神境界無器官可安 置,就把它與負責想東西的腦袋相提並論吧;眼睛在五官中最靈活、又最接近腦袋,這麼下來我們頑固地相信眼見的便是真。眼睛看不到的頸項和背部,是否存在?


因為相信腦袋,語言和文字在溝通工具之中有著超然的權力,是記錄「事實」的最終憑據。不能被文字紀錄在文獻中的歷史,隨時間湮沒,我們對過去的認知,是經過他人篩選的歷史。


達 爾文提出「進化論」之時,可沒有把「進化」解釋為「進步」。進化只是一種配合自然環境改變而調整求生機制的能力。固然能力之間有差距,所以有些物種存活, 有些絕種;然而今天我們與之混淆的「進步」,則要求我們根據某套價值觀向單一方向行進。「進步」本身的定義,也不過是權力產物。不同民族因應受環境影響的 生存需要,向不同方向「進步」,歐洲人以自己的科技發展,強取他人的資源,以武力壓迫其他民族,然後稱此為「進步」,並以言語霸權把單一定義向全球灌輸。


種族和膚色的階級之分,是殖民主義的產物。


在 完全消費化的社會,人類與其他物種同樣成為了生產者眼中的備用資源,價值在於我們如何可以被消費,可以產生出多少以銷售衡量的價值。不能使用於生產權力關 係的自我,只能存活於因應該價值體系而建立的溝通模式之外。文化規範經驗,經驗建構自我。因為怠墮、無力感、或軟弱,很多時,跟隨權力走,比找尋自我容易 和安全。
 

垂直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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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流白之間」的地板是褐色的,四堵白牆和無區隔空間基本上跟隨「白盒子」概念。沒有了「辦公室」、「客廳」、「睡房」這些名稱,存在於我們認知裡、因應社會行為法則而引伸的空間慣例(spatial practice便不再適用。空間回到了它的原來狀態──抽象概念。身體必須直接面對抽象性令人不安的無限可能。我們回應空間的寬容的手法,是有意識的選擇,還是不自覺地配合文化的約定俗成?

「白盒子」是一件近代的產品,一般被想象為當代藝術發生的場所,空間身份預設了在其內的行為性質。我們,包括我自己、美彤、Tiffany、曾經到訪的所有人,是否也帶著藝術的想象進入空間?生活與藝術,有沒有沿著「流白之間」的大閘被劃上了一條界線?

西方美術館建制慣常把「藝術品」垂直展示於同樣垂直的平面之前,如油畫;或者以對抗地心吸力之姿展示其形狀,如雕塑。亦有云這種以垂直面為尊的心態源自男權社會對生殖器的崇拜。所以當Jackson Pollock把帆布平放在地面、把顏料潑灑在其上之時,有人認為那是對建制的抗衡(當然也有如Andy Warhol般認為Pollock以撒尿般動作作畫,是對男權的進一步膜拜)。Tiffany的錄像都是投影在垂直面上的,即使有那麼一段時間她把部分畫面投影到匍匐著的美彤的背上,也只是牆上投影的延伸。水平面似乎不是她的那杯茶。到了研究後期,她更買來一幅浴簾,再製造多一塊垂直面承載投影。

到 寫這文章為止,美彤未有回應我提問的「為甚麼她要把米粒排列在地面」。可能對她來說,來自土地的米粒和地面的關係是自然而然的。也可能,她以水平面上的行 動對抗被男權佔用了的垂直面;但也可能剛相反的,她臣服於那種分野,安於把她的「畫布」置放於空間的最低水平──地板之上。

二人在研究的早期都安份地守在各自的空間範圍內。到了九月初,Tiffany有感自己在計劃中的角色有變,開始形諸於以裝置改變空間,即她對空間的使用方法的詮釋。這時,以米粒劃出水平面之上的權力界線的美彤感受到壓迫,她向Tiffany表示「裝置阻礙了我進行藝術行為。」

廣袤而有序的抽象空間,在文化的模塑之下成為了權力的演繹場域。

身體作為跨學科研究對象 The bod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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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步道上的文化展演」計劃策展人語)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認為在舞台上的身體應該完全臣服於劇本。十八世紀的舞台身體是符號身體(semiotic body),演員身體表現的自我痕跡必須完全被除掉,它是表達文字劇本的工具。身體的「去身體化」定義舞台身體的價值。

曾經有一後時間,我們認為需要以自身經驗建立與角色的關聯,所以有斯坦尼斯拉夫斯、或美派方法演技(Method acting),甚或梅耶荷德的N=A1 + A2方程式。演員要「演活」角色,以自己的真實存在成就一個虛擬存在的合理性。

到了世界被接連的戰爭弄得殘破不堪,我們轉向關注主體如何存在於世界之中,重新強調身體作為現象(phenomenal body)。Mary Wigman 以表現主義重建在大戰後被踐踏殆盡的個人價值。自1960年代前衛藝術思潮的生發開始,身體成為了眾多重要思考的實踐場域。Jerzy Grotowski強調「我與我的本質體共生」。Lucinda Childs Yvonne Rainer的極簡主義中的舞台,重點只在身體。思想與身體的二元論不再超然於一切地成立。而東方的表演藝術,不論是中國戲曲、峇里舞蹈、能劇、歌舞伎、kathakali等等,從傳統下來一直強調以內在的「意」,貫穿全身才形之於外,身體就是全部,total

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德國及美國的學術界意識到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需要在跨學科層面進行。雖然這意識正好反映了知識區隔(knowledge compartmentalization)及知識份子身份等問題,但其中重要的訊息是我們承認了舞台身體並不可能存在於社會大環境之外。我們的身體,滿載文化印記;要了解在表演中不能或缺的身體,出發點可以是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媒體學、文化研究、生物力學……

在 香港,我們的表演藝術有其獨特的「純粹性」:表演的概念想象、舞台構思、專才訓練、評論研究,都在表演藝術圈內發生。我們明白「身體作為現象」的理念,我 們擅長其使用方式,但我們未能深入剖析現象的內涵。身體好不容易才走到能憑藉其本身特質出現在當代劇場的舞台上,再往前走,它需要變得更明澄、更立體、更 豐富、更……當代。

在策劃是次計劃的文化思考部分時,我視所有參與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同時為研究員及研究對象。他們表達其關注事件的劇場手法,將會向各觀察員及嘉賓揭示他們的身體文化痕跡。長遠來說,我期望這種揭示引起不同學科的研究員的關注,讓表演研究在本地學術界漸漸找到應有的位置。

There had been a time when we believed that bodies on the stage served nothing but the written script. In the 18th century, everything hinting at the actors’ bodily being had to be eradicated. The “semiotic body” was the ideal tool for expressing the text.

There had been a time when w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draw on our own experiences when “playing” a character. From that belief developed Stanislavski’s System, or Method Acting in the US, and the Meyerhold formula N=A1 + A2. Actors rationalized the verisimilitude of fictive characters with their very living bodies.

Then the wars crushed the world. We began to wonder how to relate our identity to the now shattered society, in which we used to exist without giving it a second thought. The presence of the phenomenal body caught our attention. Mary Wigman’s expressionistic dance is an individuality outcry. Since the avant-garde movement in the 1960’s, the body has become a practice ground of ideologies. Jerzy Grotowski advocated “the doubling of being a body and having a body.” Body takes the minimalistic center stage of that of Lucinda Childs’ or Yvonne Rainer’s. The duality of mind and body is no longer truer than everything els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oriental performances, be it Chinese Xiqu, Balinese dance, Noh, Kabuki, or Kathakali, has its emphasis on the “intention” (yi) that travels through the entire body before it finds its way to expression. The body is the total.

Parallel to the artistic explorations was the awareness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potential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the US and Germany. While this inevitably reminds one of the criticism to knowledge compartmentaliz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it is also a recognition of the body on the stage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body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ur bodies are tattooed with traces of our culture. The departure point to make sense out of the body, which is the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bodily co-existence in a performance, lies possibly somewhere in sociology,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media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bio-mechanics…….. 

In Hong Kong, our performance arts follows a peculiar “pureness”: the concepts, stage representations, training, critique and research start and end within the performance art field. We comprehend conceptually what a “phenomenal body” is, we are skillful with its deployment, but we are yet to delve into what lies beneath the “phenomenon.” It has taken a long while for the body to exist in its own right on the contemporary stage. To secure its position, it should become more transparent, more shapely, more resourceful, and more……contemporary.  

I regard the participating artists in this project both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objects when planning the “cultural contemplation” in this project. How these artists tackle the theater issues that interest them will reveal to us the cultural traces embedded in their behavior, their bodies. In the long-run, I wish that such revelation will interest researchers across various knowledge areas, so that performance studies will gradually gain trac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 Hong Kong.

2015年7月20日 星期一

淺談中國舞創作

https://thestandnews.com/art/%E6%B7%BA%E8%AB%87%E4%B8%AD%E5%9C%8B%E8%88%9E%E5%89%B5%E4%BD%9C/

2014 年,本地中國舞(古典舞及民間舞)製作共 82 個、演出場次為 113 場。[1]中國舞演出涉及大量舞者,當 中固然有專業的,但亦有背景各異的社區人士參與。雖然我沒有嚴謹的統計數字在手,但我推測中國舞在民間的滲透和認受性,與嘻哈舞不相伯仲。參與的人多,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但在香港談舞蹈創作時,中國舞似乎並不佔有清晰的位置。形成這個局面的因素複雜,建制和資源分配者「應記一功」,但很難說得 清楚建制依循的「分類法」是原因還是結果。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主理一項支援年輕編舞創作的計劃,收到的建議書中,以中國舞創作為基調的,印象中是零份。

在 中國舞圈子做創作的,難免感受到從兩端拉扯的張力:一端是傳統的責任,歷史的包袱;另一端是作為個體該如何面對傳統。漢人務農為生,如非不得已不會遷徙, 長期分享土地令社會關係非常密切;來自民間的舞蹈是這些社群的祭祀、慶祝、溝通、教化工具,它傳達群體生活狀態,弘揚正面訊息,社會任何階層都可參與。自 我完成、個體的確立和表達嚴格來說不是中國舞的思想核心。在今天的香港,我們在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以相對個人化的方式生活,對傳統的再現或改造成為了創 作者需要作出的選擇。

「La P en V 優之舞」是由莊陳波在 2008 年成立的舞團,數年來在中國舞創作上可算積極。剛過去的 7 月 17 至 18 日,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上演了新作《板畫‧人生》。身兼藝術總監和編舞的莊氏,選擇集中在動作設計和舞台元素對傳統改造。在中國舞的動作基調上,加入了新 派的設計,例如大量地板動作、以手支撐等;其中一段女舞者的獨舞(由於場刊只提供集體資料,我從觀眾席難以確定舞者身份,為免有誤不作推測),從動作設 計、服裝到舞者的力量,很接近現代舞感覺。服裝雖然仍見古銅青輕紗或赭色中國紋式圖案、強調女性腰部線條,但剪裁貼近時裝,簡潔利落,屏除了華麗的裝飾; 音樂亦加入了鋼琴和結他演奏。在中場休息前甚至出現了一段從汽車前座拍攝的路面影像,這種處理手法在主流中國舞編排上並不多見。







《板畫‧人生》。攝影:張志偉。照片由La P en V優之舞」提供。





《板畫‧人生》整體上呈現一個唯美、平面的世界,舞者們脊椎柔軟,延伸力和跳躍力皆強,男的都英武孤絕,女的都柔情似水,即使憤懣也百轉千回。作品 涉及的情感,包括超逸、平和、惆悵等,存在於概念層面上。習慣西方藝術表達的觀眾,可能會因為創作人的主體性並沒有在作品中佔有明顯位置而失望,但對中國 舞「創作」的理解需要因應舞蹈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功能而作出調較。

如果視舞蹈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便有需要在演出中對應觀眾的既有期望,以達到民族結連。在《板畫‧人生》中的視覺符號,包括傘、扇、長布帛、燈影、落花等,克 守己任,即使傘子只剩下傘骨,其運用仍在意料之中。在這方面莊氏選擇緊隨傳統。不過即便如是,我們也不可忘記在中國的藝術創作中,例如詩和畫,創作人對世 界的想法與表現形式是深度融合的。山水花鳥畫不是物事的準確複製,而是畫家心中的世界模態;詩詞的要義隱藏在用字的推敲。當撑一把傘在夜裡的雪地上踽踽獨 行是他人的詩意的時候,作品所言之志也只是他人之志。

有人類學家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適切保存方法,不是記錄,而是讓它不斷地獲得「使 用」,當它在當代、活人身上再現時,它不但得到承傳,而且通過當代的生活情況得到轉化。根據這種思維來當代化中國舞的嘗試在香港很少見。因為少見,在我們 想象之中不太可行,於是我們沒有勇氣向那隻由資助方式/場地短缺/藝術教育缺乏共同組成的惡魔呈上一份計劃書。但最近在一個沒有甚麼宣傳的演出中,我看到 了中國舞當代化的一種可能性。

為配合法國攝影師 Eugenia Grandchamp des Raux 名為「DANCE」的攝影展,在 Alice Rensy 策劃之下,四位中國舞背景的舞者:蔡穎、李德、黃靖殷和江穎儀(後兩者仍在香港演藝學院就讀),6 月 27 日在 agnès b. LIBRAIRIE GALERIE 演出環境舞蹈。Rensy 的角色是一位推動者,但她不是編舞。我特別提供這項資料,是因為作品最終呈現的感覺非因 Rensy 的國籍或文化而定。反而我認為是因為四位在香港生活的舞者把這都市對他們身體感覺的影響,如實地放入舞蹈之中。他們的動作根本,譬如走路的方式,上肢擺放 的水平等,都反映他們受中國舞蹈訓練;但概念的探尋卻有明顯的當代轉向。其中一段,其中兩位舞者分別身處畫廊兩端,背向對方;第三位隔著玻璃在畫廊外,第 四位更是在畫廊對面的行人路上。他們在互相看不見、有人聽得到音樂有人聽不到的情況下群舞,把傳統舞蹈詞彙嵌入當代表演結構;思考在室內和在室外的、櫥窗 內被觀看和櫥窗外觀看的,如何共同建構「演出」。












agnès b. LIBRAIRIE GALERIE的演出。照片由筆者提供。


演出音樂包括巴哈的交響樂、韋伯的歌劇、搖擺樂名曲《Java Jive》、爵士樂,甚至是 Trip-hop 代表 Portishead 的《The Rip》。四位舞者的中國舞動作與西方音樂非常合拍,不但沒有突兀感,反而讓觀眾看到動作「無國籍」的靈活性。我相信是生活在香港的年輕舞者,由於社會環 境與傳統舞蹈起源的時空有天壤之別,對動作詞彙有新一番的體會,與他們接觸到的其他文化,在身上融會,在演出流露。就像我們的「九十後」年青人對粗話的定 義和使用有自己的準則,年紀較大的如我會覺得不堪入耳,但舊的存在就是通過新的使用方法得以轉化,壽命得以延展;至於轉化孰好孰壞,就留待後人評價吧。
蔡 穎為演出設計了一段「扇」舞。舞還是按傳統方式的跳,但她把三個大型、印有卡通人物笑臉的氫氣球繫於摺扇上,於是舞者需要抗衡摺扇向上升的趨勢,動作也有 時受阻。在美學上或概念上它都不能稱之為一次成功的實驗,但我看到一種思考:當扇子在今天的生活已不再扮演遮臉、搧涼、或身份象徵的角色,舞者如何與這件 傳統物品發生屬於當下的關係,讓它對自己的意義超越無生命的道具?

Orhan Pamuk 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Benim Adim Kirmizi)有這樣的一段:「比如說我們轉進一條街道……若是在一幅中國繪畫中,我們將被困住,走不出去,因為中國的繪畫無邊無界。」[2]中國藝術之美在於弦外之音,表象是依據,但它無意、也不該是窠臼。


註:
[1] 未經發表數據,將於本年第三季出版的《香港舞蹈年鑑2013-2014》發表。
[2] Orhan Pamuk著:《我的名字叫紅》(Benim Adim Kirmizi)。李佳姍譯。(台灣:麥田出版,初版16刷,2006年11月)頁318。

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

(理想中的)製作人的為與不為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E7%90%86%E6%83%B3%E4%B8%AD%E7%9A%84-%E8%A3%BD%E4%BD%9C%E4%BA%BA%E7%9A%84%E7%82%BA%E8%88%87%E4%B8%8D%E7%82%BA/

2015年5月20至22日,西九文化區(西九)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為期三日的「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全球各地有不同規模及形式的地區 性製作人網絡,定期舉行聚會;是次由西九高調籌辦,除了引發本地表演藝術界更深入思考製作人的工作性質之外,也揭示將來主辦節目的哲學:西九視製作人及藝 術家為協作夥伴,不會止於擔任「包租公」的角色。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在這個「與夥伴會面」的場合,介紹西九在表演藝術發展方面的願景。他提到三個「更 靠近」:「更靠近藝術家」、「更靠近觀眾」、「更靠近世界」。茹國烈希望將來西九積極介入上演的節目的質素,當中應有大部分由西九主辦或與夥伴協辦,只有 少部份由租賃者主辦;著重嚴肅的研究和開拓,不論是新製作或重演,所有參與的創作人都應該通過作品在藝術水平上得到提升。發展觀眾關係和海外交流網絡,則同樣是提升節目品位的重要方法。

首兩天是獲邀製作人的閉門會議,出席的二十一位製作人主要來自亞洲,主講者的地區分布則更廣,除了來自首爾 的崔石奎、曼谷的鄧富權,也包括赫爾辛基的皮耶塔‧穆拉莉 (Pirjetta Mulari) ,以及演藝界的資深前輩、紐約的顧麗采 (Rachel Cooper) 等。「製作人」作為統稱,泛指在藝術計劃中擔任行政角色的,但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影響各人的決策考慮、價值取向等。故此西 九在邀請名單上花了不少心思,出席者有任職於公營機構、受政府資助的大型藝團或藝術學院、藝術節網絡代表、小型藝團創辦人,以及獨立製作人。在這樣的安排 下,討論觀點更廣泛,內容也更立體,亦更突顯「製作人」角色的複雜性。

「亞洲」雖然包括多個國家(而到底該包括哪些國家並無絕對答案),但 它也可以是一個整體。大部分的亞洲國家都曾在上世紀受殖民統治,藉着提供廉價勞動力獲得經濟實力之後,便致力以文化影響力改變西方主導的世界遊戲規則(雖 然香港未必有這雄心壯志──我們比較關心「文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各主要城市在爭奪成為與紐約、倫敦鼎立的亞洲代表的同時,也明白泛亞洲的地區合作的重 要性。政治上如是,經濟上如是,藝術發展上亦如是。在未來十年,將有多個大型文化基建相繼在亞洲落成。舞台建好了,站於其上的藝術家往哪兒找?如何避免這 些建築淪為旅觀光式地標或者高價消費的包裝?如果我們要創作比現今水平更高的作品,了解製作人的角色便是其中一個可以帶來重要改變的因素。


「創意」、「制度」、「獨立」
「亞 洲製作人平台」發起人之一的崔石奎指出,「製作人」是一個相對新的「職銜」,它所涉及的權責範圍因地區而各異;亦有與會者提出由於藝術計劃的資金多數來自 公共資源,相比例如商業電影行業,製作人不是資金投入者,與藝術家之間的權力分配難以界定;而從事公共機構的製作人,由於機構組織複雜,奉行集體決定制, 很多時更可能只有執行的份兒。總的來說,現有的概念是傾向行政性的。崔石奎提出明天的「製作人」、特別是獨立運作的,要蛻變為「創意製作人」 (creative producer) 。面對文化在全球的政經角色改變及文化政策的內緣邏輯變動,創意製作人需要在作品內容上有責任性的參與,他在創作早期已開始投入計 劃,甚至是概念的原生者;他有能力溶合作品涉及的社會景況、形式和內容;他不但處理創作限制,更主動地把限制彰顯於社會前;他驅動改變。創意製作人是把不 可能放在爐火中提煉轉化的煉金術師。

「創意製作人」是個誘人的想法。也許製作人本該如是,「創意」只是把職責強調一次的形容詞。但起碼在香 港,它仍然是一個目標,如果悲觀一點看,它可能只是一個浪漫化的理想。香港最大、坐擁最多製作資源的,是康文署,其次是香港藝術節協會。兩者在數十年下來 已經發展成建制。架構、條文、權力分布,與創意的本質──即是不囿於現狀──長期處於對立關係。我接觸過一些(特別是較年輕一輩的)受僱於建制、但對藝術 創作有熱誠的官方製作人,目睹他們的熱誠被消弭於制度之中。獨立製作人把具創意的計劃拿到手持資源的技術官員面前,得到認同支持的機率遠遠較被拒諸制度之 外低。要生存下去是本能,搞藝術的也不例外,所以有謂懂得跟著制度走的,才是好的製作人。畢竟絕大部分的人(不是單指相關的從業人員,而是人類)比較喜歡 在群體的包裹之下找尋安全感。香港表面上很自由,但其實我們十分依賴規則,十分喜歡躲在條文後面避過要以一己智力和良心面對狀況。「創意製作人」要求的, 除了知識、技術之外,更重要的是樂於在與別不同的孤獨之中尋找自我價值。這也許便是鄧富權侃侃而談的「獨立」。

鄧認為,獨立製作人需要有批 判性,能分析局勢緩急,自主,拒絕盲從,強調主體性。製作人工作跨越三個層面:技術性的,思考性的,及情感性的;要平衡各種要求並能令作品成為水準之作, 製作人同時需要耐性發展與藝術家的信任關係,拒絕墮入機械化的生產模式而過量製作。可能有些人認為鄧的見解學究味太重,也不務實,與「實況」脫節。但我認 為他正正指出了香港面對的問題:我們只關心制度是否關愛自己,但沒有思考制度如何合理化它存在的必然性;我們只抱怨機會有限,但沒有自問是否非做不可。如 果務實就是找到如何在現有體制內更靈活運轉的方式,那麼我們只是在想辦法鞏固一個我們也不知道應否存在的體制。

向他們偷的師
參 加閉門會議的製作人,每人需要以三分鐘簡介自己。其中曾經多次出現的一句介紹話是:「我本科是學甚麼甚麼的,為了滿足父母意願也曾當過數年甚麼甚麼的。」 是戲言,但也道出了一些事實:除了製作人在一般(非藝術界)人的認知中形象模糊(甚至欠佳)之外,成為製作人的主要資源並不存在於學院中。製作人需要很純 真地相信藝術,又要很世故地在「俗世」打滾;他要冷靜地處理紛至沓來的事務,又要以同理心了解藝術家及觀眾;他要能高瞻遠矚,又能在地實踐。我認為「背景 複雜人士」比起只在院校中學習藝術行政理論的人,更有可能成為崔石奎期待的創意製作人。來自北京的獨立製作人水晶便是極佳例子。她參與製作的《暗戀桃花 源》紅遍全國,上演超過一百場。她是金融學和社會學博士。我並不認為製作人必須有高學歷,但我相信水晶除了能把她的金融知識應用於製作實務之外,她的知識 跨度讓她對世界有更多觀點──這正正是有影響力的藝術創作必須具備的。

其他分享者包括台北的張宏雄,報告台灣的劇場場地供應與演出數據,帶 領參加者進行觀眾拓展的分組討論;同樣來自台北的國家兩廳院總監李惠美表示,公營機構可能比獨立製作人面對較多程序或制度上的限制,加上台灣國際藝術節百 分之五十的收入來自票房及私人贊助,財政壓力不輕,但在委約創作時,不會要求在藝術節以外的演出收取版權費,作為對當地新創作的支持。多倫多的 Darren O’Donnell 及他創辦的 Mammalian Diving Reflex ,以社區介入方式引發青少年對劇場演出及成為製作人的興趣。皮耶塔‧穆拉莉則介紹「芬蘭舞蹈資訊中心」如何提升當地製作人的能力。芬蘭只有約五百萬人口, 藝術家亟需開拓國外演出機會;當地舞團大部分以編舞為中心,對於管理和運作團體的概念很模糊。這兩方面都與香港類似。該中心的其中一個課程,便是讓藝術總 監和製作人共同參加兩天培訓,讓他們更了解對方面對的狀況。

閉門會議期間設有分組討論環節,其中一節關於「觀眾拓展」。有些有趣的經驗值得分享:

  • 鄺華歡曾經把節目安排在周一至周三上演,吸引了一群新的觀眾;於是他發現澳門存在一批非劇場常客,對他們來說劇場不是餘暇首選,所以他們不會犧牲周末與朋友相聚時間到劇場;但在其他晚上則無妨一試。
  • 台北和香港近期都有由漫畫改編舞台作品而大受歡迎的例子,台北的是根據唯美男生漫畫改編的戲劇,香港的是「香港舞蹈團」去年底的《風雲》。流行文化如何可以在舞台美學的轉化之下產生另一種吸引力?
  • 北京的方美昂認為,設定「大眾」為一個整體的宣傳策略已不合時宜。社交網絡、手機平台等提供了大量針對性的宣傳渠道。水晶也贊同新媒體的強大潛能,並提醒與會者手機用戶有一套獨特的語言,宣傳人員必須學懂掌握。
  • 因為預定好的場地突然出現變動,鄺為立需要在短時間內為一部有關辦公室生態、在內地上演的作品尋找新場地。他引用環境劇場的理念,與一家雜誌社達成場地贊助協議,而因為場地的形象改變,作品吸引了新的觀眾群。
從此,他們快樂地在一起……
第三天的公開論壇吸引近二百名參加者,濟濟一堂。就筆者所見,當中不乏天天都忙翻天的小型藝團行政人員和年輕一輩的藝術家,可見業界近年對「製作人」在藝術 計劃中的角色有了更多的關注和更樂意思考。同類型的活動在港通常分別針對藝術家或行政人員,西九這次可謂以形式傳遞了「製作人和藝術家共生而非派生」的關 係。但短短三個小時,是否可以引起藝術家們從新思考與製作人該建立甚麼樣的關係?我沒有把問題反過來問,因為我有感香港的藝術圈頗為「藝術家中心」:藝術 總監、導演、編舞在作品的生成過程中擁有不容挑戰、不容分享的權威;他們、資源提供者們、甚至製作人們,都不考慮製作人的工作(這引伸至製作人的功力)如 何正面提升創作成果;認為製作人服務創作人,藝術成就還是屬於藝術家的。所以需要拼除的,是階段觀念;得承認藝術家和製作人從不同的責任範圍出發,但在同 樣高度對創作投入,他們才會成為真正的夥伴。在小組討論上,有參與者問:如果你積極地投入創作部分,你要不要居功?這個問題,觸及的是人之為人的弱點。在 美麗的新世界中,當創意製作人的角色為所有人認同之時,製作人如何超越視野限制?會否因為太清楚執行的困難而對創作自我否定,或者難以在創作的熱情和製作 的冷靜之間找到平衡?與會的製作人互為同業,也同時是競爭對手,我們如何可以真正的共同協力,營造地區性的、更有利於高質素作品產生的環境?期待很快有機 會與同儕來更多的腦激盪。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The body sees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the-body-sees/



As modern city dwellers, we (except for thos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tend to rely, almost entirely, on our vision to orient. James J. Gibs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known for his research in visual perception, revealed to us that the environment does not impinge on its observer. It is the perceiver who negotiates constantly with the incoming signals to determine his understanding. Among all senses, the vision is particularly good at doing so. As a result, according to Gibson, we associate a sense of the “self” which the head. I (my head) and my body (the rest of my body) exist separately, partially because we navigate with our vision, partially because we can see many other parts of our body. I would say that this hierarchy of senses is fortified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labor more and more becoming an exchangeable commodity. Our body has been increasingly objectified and regarded as less noble compared to our head, where the brain and the eyes reside.

Choreographer Susan Leigh Foster proposed that contact improvisation, meditation, yoga and the like “conceptualize the body’s movement as a potential conduit to new ways of perceiving and orienting in the world.” She advocated that “movement can be tapped to give insight into new dimension of reality.”[1] The same belief is held by Master Bambang Suryono, veteran dancer and actor of Wayang Wong Istana Mangkune-garan (Javanese traditional theater in Mankunegaran Palace),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final week of May 2015 on the invitation of Tang Shu-wing Theatre Studio.



With its origin dated back to the 11th Century Java with strong Indian influence, Wayang Wong performances could go on for days in the Palace, telling epic stories of ancient heroes. The characters are depicted both by the performers’ movements and voices. Suryono demonstrated how to produce these voice patterns, including deep throaty voice of giants and other fictive human, screams of eagles and monkeys, or high-pitch sudden outbursts. Suryono moved very slowly, so slow as if carefully peeling off layer after layer of messages floating in the air, taking time for his body to read these messages. While he was demonstrating, the theater was so quiet that one could hear a pin drop. I don’t have to look around to know that the invisible flair of his concentration is arresting in its purest sense. Then, originating from his core and ignited by his breathing, he let out a sudden scream that resonated in, not the perceiver’s ears but his torso – you could almost feel a flow of air circulating your body. A beautiful exchange of the animalistic sensibility that is shared among ourselves, our ancestors, and our descendents.

Slowness is critical to Suryono in opening up our body sensitivity. We need to take time for the spine and the muscles to twist and stretch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ore the skin extends and the more the joints open up, the more environmental messages they take in. Focusing on the inhale-exhale pattern further enhances the magnitude of the stretch and channels attention back to the natural rhythm of the body. Suryono demonstrated a couple phrases of dance, during which he wore masks. Interestingly, these masks have eyes closed, a refusal to the over-reliance of perception through vision. The “dance” is not in a conventional sense the display of formalistic technique, but the contagiousness of an ancient calling to the trust of body sensitivity and breathing.

Suryono’s movement tempo embodies Indonesian’s perpetual sense of time, shared by various Oriental cultures.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tradition is re-enacted and memorized by bodie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rejuvenated on each performance. It is contemporarized when practiced by a living body as a life philosophy instead of a formal repetition.


[1] Susan Leigh Foster, “Movement’s contagion: the kinesthetic impact of performance” in ed. Tracy C. Davi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erformance Studies, Cambridge: CUP (2008): 4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