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書籍——納粹對文明的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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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條追蹤物主去向的線索，都指向奥斯威辛。」

柏林國家圖書館管理員Detlef Bockenkamm。

 

1933年5月10日，納粹黨在柏林的Bebelplatz焚書。那個火焰充天的晚上已經被視為極權統治的視覺象徵之一。

 

烈火雖然是個震撼的畫面，但是它的破壞性比不上納粹黨在歐洲橫行的二十年間對書籍和存檔的掠奪：從波羅的海伸延至東歐、希臘，納粹黨系統化地掠奪數量以百萬計的書籍和知識產物，把它們紀錄、分類，分發到不同的部隊作研究用途，為建設純淨的亞雅利安人世界而清洗文明。二戰結束後，如孤魂野鬼的書籍散落各地。舉例說，柏林國家圖書館Berliner 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ZLB）有紀錄曾在1943年，由當地一間當舖買入四萬本書，但更多來源不明的充滿了圖書館的每個角落。德國部分圖書館有專責團隊檢查藏書，致力把掠奪得來的書籍物歸原主（更大可能是其後人），但是全國八千多間圖書館中，只有少數有能力和決心去進行這項浩瀚而看不到盡頭的工程。

 

瑞典記者Anders Rydell走訪了柏林、魏瑪、慕尼黑、法蘭克福、基姆湖、阿姆斯特丹、海牙、巴黎、羅馬、希臘的塞薩洛尼基、立陶苑的維爾紐斯、捷克的泰雷津和布拉格，追蹤人民「為保護文學遺產、以免其歷史、人性及記憶被搶奪而發動的戰爭」，著作《The Book Thieves-The Nazi Looting of Europe’s Libraries and the Race to Return a Literary Inheritance》2015年在瑞典出版，2018年Penguin Books出版了由Henning Koch翻譯的英文版本。

Rydell鞭辟入裡地分析了上世紀最嚴重的文明摧殘的成因。納粹主義的自我形象，需要追溯到1919年成立的魏瑪共和國，文學巨擘歌德及其浪漫主義詩作，哲學家Johann Gottfried Herder鼓吹的愛國思想，等等；概括地說，納粹主義相信德國文化比其他的都優秀，納粹黨員是此偉大文化的真正傳人以及知性的藝術愛好者；歐洲的新秩序，必須由他們來建立，所以要清除「不良的」（undesirable）的政治敵人——猶太人、共產黨員、共濟會、天主教徒、斯拉夫人，批評政權的人，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盛載他們的思想的書籍，當然不可保留。

 

納粹黨對世界發動的戰爭，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方面是軍事上的，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上的。但是納粹黨不是直接地毀滅書籍。紙本贓物由用火車運往納粹軍的根據地進行分類、整理和研究，目的為要了解剿滅對象的思想來加以控制——極權統治的起點。掌握之後，意識形態之戰通過失蹤、恐懼、嚴刑、謀殺、驅逐等手段，對敵人進行肅清。單是在巴黎，他們侵占了29000間寓所，銷毀所有屋主的相片，然後鵲巢鳩占，抹煞掉原屋主存在過的事實。

 

在第三帝國兩個主要人物，親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以及主要理論家羅森堡（ Alfred Rosenburg）的領導下，歐洲主要圖書館及存檔室被掠奪一空。1936年，納粹情報局在柏林成立了一所新的圖書館，藏書都是掠奪得來的；管理員製作目錄，展開對「不良文學」的研究。同年五月的紀錄顯示，藏書有五十至六十萬冊。圖書館亦舉行展覽，「介紹猶太人有多奇怪。」 加上黨員的個人藏書量及性質是身份象徵，希姆萊和羅森堡為競爭更加瘋狂地掠奪。巴黎723間較大型的圖書館共有170萬本書被掠奪。近代研究亦估計波蘭全國約70% 的書在掠奪後損毀或不知所蹤。

 

有部分從猶太人得來的、或者是他們逃離德國時帶不走的書，會被賣掉，「用來解決猶太人問題」。在當時的德國，這句話的意思只有一個。Rydell表示：「充公猶太人財產彷彿是一個自資計劃，用來支持驅逐出境、集中營和集體謀殺的支出。」

 

「閱讀令你成為人。別人奪去你的書的同時，他奪去了你的思想。」

布拉格猶太博物館圖書館員Michal Busek。

 

納粹主義沉迷知識，知道書籍的價值，相信領導人的合法性在於他是人民內心、精神及靈魂的化身。民主對納粹主義來說，不過是污穢不堪的群眾的意願。希特勒亦意識到黨內有意識形態分裂的問題，所以必須強化教育。自1933年起，德國由幼稚園至大學逐步納粹化，猶太人的研究產出必須以希伯來文撰寫，一來把他們與德語世界切斷，也避免他們對教育進行滲透。猶太女性全面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對於到1933為止德國已生產出三十三個諾貝爾獎得主，納粹黨並不引以為榮，因為其中的猶太人「太多」。他們認為相對論「令人混亂」，不符極權主義絕對的世界觀。由於看不懂希伯來文著作，納粹黨迫令猶太學者把書籍分類，將不需要的送到紙漿廠。對這群被挾迫的學者來說，此舉仿如「為自己的靈魂掘墳。」

 

聯軍撃敗德軍，不等於被掠奪的知識可以回家。蘇聯紅軍在1945年2月開始在德國搜集「戰利文件」（trophy documents），送往由史太林成立的特別檔案室。史太林認為對於蘇聯的破壞，德國必須以眼還眼——以書還書。在1945年已有四十萬火車卡的書籍、存檔、藝術品等等運抵蘇聯。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前蘇聯列寧國立圖書館）藏有近二百萬件，包括珍貴的中世紀手稿及古騰堡聖經。多年以來，各國不斷進行關於歸還掠奪物的商討，然而因為部分包含機密資料、有價有市的古籍和原稿，以及拍賣市場的介入，進度緩慢。不過，也有像ZLB的研究團隊的，為把書籍物歸原主而努力不懈，仔細追蹤，把其中一本成功送回 Walter Lachman手上。Lachman是居於柏林的德藉猶太人，1942年仍然是少年的他與祖母被送往拉脫維亞集中營，之後祖母被殺，他被移送到Bergen-Belsen集中營，1945年由英軍救出。Rydell書寫此書時，Lachman居於美國加洲，他的女兒親身飛往德國接收這本Lachman童年時閱讀的神話書。ZLB圖書館研究員Sebastian Finsterwalder說：「書籍是記憶的守護者。雖然金錢價值不高，但是對於曾經擁有然後失去它們的個人及家庭來說，是無價的。」

 

 

「書本令人自由，把我們與世界連繫起來。」

1942居住在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的十五歲少年Yitzhak Rudashev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