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化約：楊東龍「日課」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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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我曾在艺鵠藝術空間看「切割‧共時」展覽，細小的展場只有五、六件楊東龍的畫作，日常可見的人物和場景因為畫家的目光而變得不平凡；楊觀察生活的方法和力度，使他那些不完全忠於表像的畫，看起來比寫實更真實，親切感油然而生。兩年後，在刺點畫廊舉行的楊東龍大型個展「日課」（2021年1月19日 - 3月6日）， 但覺親切感減退，氣氛瀰漫一抹憂思。是因為限聚下的空間的冷清？因為新作品的主題以及面積大小？還是因為走過2019和2020年的我，對畫作的閱讀改變了？

由艺鵠出版的楊東龍作品論集《就是繪畫》中，刊登了畫家一批在1980年代畫的人物畫，走抽象表現風格；到了本世紀，楊不再用抽象的繪畫語言來詰問「寫實」的凌駕性，而是把（現）實中的每個微細之處儘量以原本的姿態無差別地納入畫面。楊不以藝術家身分來篩選，只隨目光所到之處，讓存在本身回應存在價值的問題。畫家需要做的是專心地用獨特的透視法分割畫面，再以人和物填充。《糖水道電車總站》和《西環村二》同樣是2016年的二聯畫，《糖》並置左聯電車車廂中臨盤在即的孕婦以及右聯的一群回教婦女，兩聯的鮮紅和翠綠，成為對話的契機；《西》左聯是香港自然境觀中常見的青山和海洋，右聯是同樣常見的建築物，包括公屋、行人天橋及兒童遊樂設施。觀者可以隨畫中七個人的打扮動作猜想他們的關係，不過，直觀地察覺他們同在的一剎，大概已然足夠。楊的畫有穿越畫面往不同方向走的大量直線，可是直線不但沒有把構圖穩定下來，反而造成了輕微的晃動感，引導看的人疑惑「這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嗎？在我腦中的印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楊東龍策略性地利用二聯畫毗連但不必融合的畫面，令構圖的時空因果更靈動，畫彷彿是本書：書的內在不為它的輪廓圍封，書的存在，在於自己和觀者之間的界限的消退，書的存在是為了讓觀者進入它的存在。同樣地，只要願意來到楊東龍的畫前，那些延伸至畫面外的直線將會歡迎觀者進入畫中，成為因和果的一部分。

Photo source: Blindspot Gallery website

楊東龍描繪人、物，畫面捕捉的卻不是戲劇性的瞬間。人剛好在汨汨流動的人生中抬起頭來，與路過的畫家對望了一眼，便回到自己的生活；沒有起點和終點，流動就是它的全部。如果用「寫實」的語彙描述的話，他們是活在這城的任何人，nobody，因為平凡而毫無障礙地成為了更多跟他們一樣平凡的觀者的情感參照。即使見不着其人，充斥在人身邊的物同樣提示生命的流動。楊東龍畫中的物，不但有各式各樣的顏色和質感，更為閉起嘴巴的主人們說故事，於是，畫，傳遞了聲音。在《靜物》（2019）中，滿檯面的物像法庭證物段逐一被透明膠袋包起來，每一件都述說着關於一個在1980年代活在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人的點滴：工作手冊、獻血證明、游泳証、學生証、團員証、日記、筆記本、黑白照片、書信、手錶、《毛語錄》、畫作、相機……畫中沒有人，然而這個人毫無懸念地存在。

「日課」展覽中有四幅2020年的大型創作，包括《抽口煙二》、《小炒王》、《瓷狗》，以及《摩星嶺》。《抽口煙二》、《小炒王》描繪生命中喘息的片刻，是小說章節之間的空白，不事生產，沒有目的：坐輪椅的男人叼著未燃的香煙，身旁女人左手兩指夾着燃點着的，右手輕扶他的右肩，二人在狹窄的天台上，抽口煙，露出滿足的神情，身後大量鳥兒展翅飛過；《小炒王》的廚師在食材都預備好、盤碗都洗乾淨、維修工在檢查廚房、暫時沒有食客的白天時分，坐下或躺下稍息，不抽煙也怡然。

相比起來，《瓷狗》和《摩星嶺》顯得迫切。瓷狗坐在傢俱店場景的右下角，看着鏡中倒影，它背後一個女人坐在椅子上，直望觀者，伸出的手臂指向畫面中央，邀請觀者進入。如果不回應，她會一直瞪着我吧！她身後兩個在接吻的男人，一個在穿上高跟鞋的女人，遠一點那些坐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上似乎在等待的人，在傢俱店半價傾銷時做着種種與逛店不搭調的事的這些人，與楊的其他作品中不論在多麼卑微的場景中都泰然自若、傳遞着歸屬感的那些人，都是香港人嗎？

假如楊東龍擅於描繪所在的當下，《摩星嶺》則罕有地以過去為內容。大型的三聯畫面指涉歷史事件，充滿不安。三聯畫最左上角有士兵揹着大背包往山上走，黑黝黝的山坡滿是簡陋房舍，有人沿着山路低頭步行，從一扇打開的門透出來的光，可是他們的目的地？中聯前景是神態和善的白髮跌打醫師，後景卻有兩個與場景毫無關連、戴紳士帽穿長大衣的男人在店外如鬼魅般走過。右聯一個背對觀者的黑人女人拉開塑膠簾，最右方兩個戴上手銬的年輕男子在豬籠車內呆着臉，一個拿警棍的男人半個身體溢出畫面之外。正如摩星嶺在成為豪宅區之前曾經是國民黨老兵的聚居之處，「香港」不是一開始就是英國人發現的荒島（barren island），也不是用於政治角力的籌碼，她是由一代接一代的個人用生活堆疊出來的現實。香港，不是概念。

一個成熟的藝術家用他獨有的語彙風格，辨證抽象和具象，為感覺系統提供經驗概念的畫面。「各種各樣的人在香港過着形形色色的生活」不應該是概念，應該是可以用感官辨識的生活經驗。去年十月，社企民間高峰會舉辦「各種膚色的對話@油尖旺」，油尖旺民政專員余健強在致詞中，只用「EM」稱呼少數族裔，例如：「局方為EM在佐敦開設的社區會堂」。「少數族裔」一詞本來已是對不同族群的化約，難道余專員真的忙到連講四個中文字或者發出e-th-nic-mi-no-ri-ty七個音節的時間也沒有？也許我們無法不活在隨意把弄概念的年代，不過像楊東龍般對人、地、物、時深刻地觀察，用可見的圖像細緻地描繪，就是對存在的承認，對化約的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