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從眼到心——初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9710


前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不論搭乘扶手電梯或拾級而上,參觀者從地面抵達入口所在的平台時,會感到豁然開闊;仰望主樓的話,對建築物上闊下窄的設計意念,也許會看出端倪。作為國家的城市之一,加上土地資源有限,香港故宮的空間規模定不可比北京的大,然而,沒有足夠氣勢的話,又配不上展品代表的宮廷文化之瑰麗。假如在進入故宮前舉頭一望而生出或多或少的巍然之感的話,將有助參觀經驗的導向。



Photo source: https://www.westkowloon.hk/tc/hkpm


故宮的內部裝潢意料之外地低調。牆壁和傢俱顏色偏深,有硃砂色的點綴,中國人的紅不耀眼但沉厚,像血。延展大廳天花的巨大裝飾,其金色也是反光度不高的啞金。的確,展品才是主角。建築物不過才剛剛豎立起來,沒有歷史,安份地扮演載體的角色,是對文物恰當的尊重。八個展廳分佈在三個樓層,廳與廳之間休息空間充足;可是,不知是廳內本來就狹小還是展品太多,圍著展品像看珍禽異獸般嘖嘖稱奇是可以的,空間卻無法喚起參觀者對歷史作為整體的崇敬。

文物之為歷史,不只因為年代久遠,還有它們是技師的思和巧的集體實踐,代代傳承;有為貴族吸納的民間技藝,亦有庶民以示優越而模仿的宮廷慣例,統治者和臣民往來互動,文化面貌在流動中漸漸變得清晰。正如香港故宮現有的藏品中,有來自香港收藏家的捐贈,在「同賞共樂——穿越香港收藏史」展出的,除了金飾和佛像,品味優雅的茶壺和明式傢俱,亦有來自民間的嶺南畫派始創人高劍父的《文化浩劫圖》(1941)。

昔日的天子,形象化了人對自然的敬畏,人用最大的巧思和最靈敏的雙手來豐富皇族的物質生活,以示尊敬,在過程中發展出的美,成為了精神上的追求。在故宮展出的文物之中,大都是生活器物,即使是書畫,也不乏為記事而寫的。見證這種既來自又超越了生活的成就,正是參觀文物的趣味,讓我們回溯人類如何跨越功能性與精神性之間的分野:一方面駕馭器物來擴展力量,另一方面依賴器物來修鍊性靈。例如用作食具的陶瓷,直接聯繫維持生命的三餐,碗盤的弧度,優雅地配合著弓起的掌心,在「凝土為器——故宮博物院珍藏陶瓷」展廳中,不論是沉默觀賞或高談闊論的參觀者,彷彿感到碗盤在手中的重量和溫度,食物和進食的滋潤感覺油然而生,文物由眼見的身外物成為了召喚身體記憶的能動者。

從這個層面思考的話,六位香港當代藝術家以全新創作回應故宮文物的「古今無界——故宮文化再詮釋」展覽,對「文物」和「藝術」的想像可謂另闢蹊徑。在這裡,「藝術」是近代西方的個人式的,藝術品的價值在其無用之用。展覽對文物進行了去脈絡化的處理,其中吳子昆的《物化》更直接以去脈絡化作為創作方法以及自我批評。雖然是當代藝術中常見的處理,但是當參觀者身處一所歷史博物館、並從其他論述一致的展廳突然進入此廳時,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準備來調校觀賞方式?

工業革命以來,機械生產改變了人與器物的關係,物料的觸感、工藝的掌握、器物由無到有的喜悅,變得遙遠。十九世紀末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提倡對手工價值的回歸,然而始於二十世紀末的知識型經濟傾斜,令致雙手一與腦袋相比,便變成不夠進取的代名詞。近年來,香港人得以平價購買大批量機械生產的物品,不會再修補破損,衣服連價錢牌也未除就棄掉。如何學會專注,堅持微細之處的改善,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理想的境界,不滿足於膚淺的官能刺激,就是文物向我們發出的訊息。

要是閱讀是救贖——讀格拉斯《狗年月》

 https://paratext.hk/?p=3790


作家和讀者協力,以各自的行動肯定自由人的意識,令文學作品得以完成:在荒謬中寫作和閱讀,都是自我救贖。是以在必須閱讀的當下,書單上不可沒有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的《狗年月》(HundejahreDog Years)。就如很多經典作品一樣,因應外在環境和個人心態的改變,每次重讀都會發掘到與現實互相照見之處。以德文書寫的《狗年月》1963年面世,我看的是1965年由Ralph Manheim翻譯成英文、Vintage Classics 1997年出版的版本。在不同的年代讀此書,背景中法西斯主義的腳步時近時遠;當他的鞋跟敲在地上的聲音變得響亮時,書在手中便益發有重量。

  


《狗年月》是「但澤三部曲」的最後一本,亦是最為艱澀的一本。作品背景設定在驚濤駭浪的二十世紀上半,橫跨四十年時空。格拉斯沒有直接描述歷史事件,對集中營等也不作正面評價;歷史在著作中內化於人物,環繞五個普通人如何走過納粹年代。格拉斯寫此書時,歐洲文學已經走過了自然主義時代,有評論人把此書與四年後出版、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一同視為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其實以格拉斯寫作的時代看來,他不似其他作家需要在政權監控下以「魔幻」來掩人耳目,所以魔幻的可能是作家對符號的結構主義屬性的衝擊,以無法符合社群期待的情節,來描寫瘋狂時代中的身不由己。人物的怪異行徑,不過是對存在虛無化(annihilate )的自然反應。書中大量對時空的精細描述,例如紀事式的年、月、日資料、波蘭的母親之河Vistula、科隆大教堂等地標,可見格拉斯拒斥超驗性,希望無法以常理來面對生活的人,重返現象世界,承認所作所為,不要再逃逸於理論和空談之中。

  結構上,《狗年月》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早更」(Morning Shifts),敘述者是鑛場主人Brauxel。三十三份早更紀錄,紀述十歲的Walter Matern(Walter)與Edouard Amsel(Eddi)的友誼,以及他們的家庭史。德國人與猶太人在血統上的張力,隨着情節浮現。第二部份「情書」(Love Letters),是木匠兒子Harry Liebenau在Brauxel的委託(或強迫)下寫給他的表姊/妹(cousin)Tulla Pokriefke的,時間跨度是從Harry、Tulla以及Jenny Brunies出生的1927年,至德國戰敗的1945年。第三部份「Materniads」(一譯「馬特恩故事」),敘事者表面上是局外的「作者」,但是格拉斯數度在行文間突然把敘事者轉換為第一人稱的「我」,視點流動不定。Materniads共十三個長章節,描述Walter成為戰俘後獲釋,在經濟起飛的德國進行反納粹主義的個人報復行動期間,再遇兒時玩伴Eddi。 

  Walter出生於但澤、加入納粹武裝組織(SA)、退役後定居杜塞爾多夫等設定,與格拉斯的生平吻合,可視為作家以自己為原型發展出來的人物;至於有猶太人血統的Eddi(讀者會在第三部份得知與Brauxel是同一人)是Walter、格拉斯、以及所有德國人都必須面對的道德陰影。三個部份,多個不同視點。歷史的全貌不可能從單一角度便可盡窺,讀者必須自行整合,加以分析,並處理敘事者們記憶之間的落差。通書沒有正面描寫納粹暴行,而是以比較接近新歷史主義的手法,關懷個人的遭遇如何放置在大敘事之中。例如Jenny的養父因為嗜糖成癖,偷吃配給予學童的維他命C片而落得命喪Stutthof集中營,他的死訊,來自鄰居們的竊竊私語。這些來自市民的視角,可能盲目、偏執、不仁,但同時顛覆了對英雄的崇拜,解構了統識;個人命運的偶然性否定了歷史的必然性,碎片化的經歷消解了正史的崇高,還原了「真實」的多面向和游移不定。

 

Walter和Eddi

  主線在兩個少年身上的第一部份,是三部份之中最短但最難消化的。格拉斯在第一頁寫道:「炫學與嬉戲並不矛盾,兩者相生」(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pedantry, the one brings on the other)。他的書寫同樣地在晦澀、幽默、白描、象徵等不同格式和語調之間馳騁,大量角色接續登場,鏡頭在他們之間不斷移動,行為不時與傳說或幻覺夾纏不清。讀者一不留神,便必須重新追蹤敘事線索。《狗年月》甫起始,作家便在看似有跡可循的時空之中架設了一個難以捉摸的世界,引導讀者避開對應特定情景的價值參照,嘗試在無從理解的困惑中重新審視「合理」的荒謬。

  Matern和Amsel家庭,透過通婚、遷徙、建立事業,等等,與其他更多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家庭在Vistula河岸慢慢滋養出自己的根。雖然存在着宗教和階級分別,但是儘管有愛有不愛,也願意共生,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中拉扯着過日子。Walter的新教徒祖母,在他出生前九年都癱瘓在床,只有眼珠子動得了,孫兒出生後受洗為天主教徒,祖母旋即能夠走動,快步走入廚房,拯救烤鵝免得燒焦。Walter拯救了祖母和鵝,宗教卻無法拯救他那充滿仇恨的心靈,他酗酒、施暴、「私了」納粹黨羽。比Walter遲一個月出生的Eddi是遺腹子,寡婦母親長袖善舞,家境富裕。兩個男孩在八歲時,用一把有「三塊刀片、一個開瓶鑽子、一把鋸片」的小刀滴血為盟,Eddi把刀贈予Walter,後者某天想起拋石,隨手從褲袋摸出小刀當石子,把德國人與猶太人的結盟象徵拋了入Vistula河。到了第三部份,二人成年後再遇,讀者才知道Eddi運用金錢的力量,把部分河水抽乾,尋回小刀。他再度把刀送贈,刀亦再度被拋棄。

 

稻草人

  五百隻烏鴉飛過Eddi受洗禮場地,奠定了他與稻草人──scarecrows、烏鴉嚇阻物的關係。在基督教文化中是咀咒象徵的烏鴉,是德國童話中的預言使者,然而《狗年月》中說預言的是麵粉中的蠕蟲。由於猶太教義不容許破壞偶像主義,Eddi不可依據上帝的形象來製造稻草人,那麼,按人的形象吧。配合着Eddi的際遇,他創造的稻草人在外觀上經歷了三個階段。Eddi憑一雙可媲美上帝的手,形象化人類命運的改變,來加以嘲諷。畢竟,稻草人不過是對人類滑稽的模仿。當少年的他以普魯士王朝的傳說人物為稻草人原型時,四周的人視之為藝術品,讚嘆不已,揮金購買。到了猶太人進一步被迫害時,Eddi使計偷走納粹軍服,穿在機械稻草人身上,惹來九個軍人、其中之一為Walter的痛打,牙齒全被打掉;Eddi遠走柏林,成立他視舞者如稻草人的芭蕾舞團。德國戰敗,西德經濟起飛,人們全力地以物質上的豐饒來重建生活,稻草人符號變得更象徵性,在地底工場內稻草人被配上各種裝備:笑聲、幽默感、憤怒、復仇心、以及知識,完成後賣往全球,看得跟隨Brauxel參觀的Walter不迭地說:「這兒是地獄。」

  參觀深入地底三十二層的稻草人工廠,是《狗年月》最後一章〈The 103rd and Bottommost Materniad〉,長三十四頁。對西方文學有認識的讀者不難把它連繫到十四世紀的史詩《神曲》: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帶領但丁參觀地獄(Inferno)、煉獄(Purgatorio)和天堂,作品宣揚上帝的全能,人類必須停止各種罪行,否則靈魂將永遠與天堂無緣。格拉斯以此文學傳統上的轉喻,直接攻擊宗教導人向善的虛偽。如果天堂夠吸引力,戰爭的種種惡行還會發生嗎?以宗教之命發動的暴行,難道真的是上帝的意旨?Eddi說:

「你當然可以說每個人都有可能是稻草人。可別忘了,稻草人是按照人的形象來造的。所有國家都是稻草人兵工廠,不過,德國人,比猶太人更甚地,認為自己的使命是為世界製造今天的稻草人原型。」(of course you may say that every man is a potential scarecrow, for after all, and this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the scarecrow was created in man’s image. All nations are arsenals of scarecrows. but among them all, it is the Germans, first and foremost, even more so than the Jews, who have it in them to give the world the archetypal scarecrows someday.)(579頁)

  串連《狗年月》三部份的是四代的純種黑色牧羊犬:來自立陶宛的Perkun,牠的後代、母狗 Senta,生了Harras,經配種生了飼養成希特勒寵物犬的Prinz。活在書中時空的主要是Harras和Prinz,然而格拉斯不厭其煩地以「Perkin sired Senta, Senta whelped Harras, Harras sired Prinz, Prinz made history」來介紹牠們,並刻意地用上「sire」及「whelp」兩個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字(我指的是英文翻譯用字,但參考其他作品分析,得知德文用字同樣古舊),來強調德國人對血統的執着。黑色的血統,把人帶向惡魔的身邊。

  配種犬Harras的主人是第二部份的敘事者Harry。Harry的父親對於Harras的後代為希特勒相中,竟日陪伴Fuhrer,感到無比驕傲。畢竟那是一段人要叨狗的光的日子。當價值觀凝固在血統的宗教中,格拉斯讓聖母瑪麗顯靈來告知Walter,他將會「活在真正的信仰中」(you will live in true faith),成為演員,但是一隻木匠所養的狗會來攔路。瑪麗說:

「不要怕,」(Fear not.)

「這狗是給地獄的奉獻,受訓來侍奉撒旦。牠怎可能是木匠的呢?」(How can the dog belong to a carpenter when he is dedicated to hell and trained to serve Satan? )

瑪麗進而「輔導」Walter,說:

「毒藥在所有藥房都買得到」(Poison is obtainable in ecery drugstore.)(262頁)

Walter用了一星期時間,試探毒殺Harras的時機,每次與狗面對面時,便咬牙切齒地罵牠是「納粹」。雖然成功下毒,可是阻止不了但澤成為戰場。人類,你仍然相信宗教的救贖嗎?Walter的選擇,是憑個人的力量,四出尋仇。希特勒的寵物犬Prinz,在戰後背棄主人,找到並跟隨Walter。Walter改牠的名字為Pluto,使計擺脫牠但不成功。黑犬象徵的納粹思想,在戰後仍然活下來,成為地獄忠誠的看守者。

 

Tulla

  Harry深愛與他同樣生於1927年Tulla Pokriefke。《狗年月》第二部份是二人一邊以兒童的客觀眼睛看着Walter和Eddi由高中到離家的過程,一邊經驗着成長。格拉斯形容Tulla「有兩隻切齒」、「永不穿鞋襪」,一個原始而具攻擊性的形象躍然紙上。在一個失去生存意義的世界,死亡可能才最值得期待。把自己去人化,在不仁的世界對生命嘲諷,Tulla象徵人類的死亡本能(death drive),對活着抱有極端的憤怒。她鍾愛的弟弟Konrad,在一個有十二枝旗桿、卍字飾旗愈掛愈多的碼頭淹死。Konrad死後,Tulla賴在Harras旁邊,以狗的姿態活了一星期之後,突然走出狗屋,回到人類的世界。當其他人仍未察覺到納粹對人性的摧殘,或者故意視而不見, Tulla以正視死亡來抵抗。城中的屍臭愈來愈強烈,骨頭愈堆愈高,人人避而不談,Tulla與人打賭,骸骨來自Stutthof集中營,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她撿來一個人頭骨,在眾人面前拋到地上。頭骨有部份下顎不見了。(336頁)進入青春期之後,Tulla與各種各樣的男人交媾,以達成懷孕的心願;在未有徵兆時堅信自己已有孕。即使她不是童貞受孕的聖母,格拉斯再一次指向宗教的意圖十分明確。心願達成的Tulla故意從行駛中的電車跳下──據當時與她一起的Harry表示,跳現車是她自小的興趣──因而流產,在慶祝出生的聖誕節前夕,兩個月大、名為Konrad的死胎,通過Tulla的陰道來到這個世界。

 

藝術

  格拉斯在《狗年月》中斷然否定、甚至攻擊為政權服務的藝術。正如Tulla在1936年見到合唱團歌頌飛過城市上空的齊柏林伯爵號(Graf Zepplin),看到納粹黨利用藝術來美化戰爭,便兩度在鄰居鋼琴老師Felsner-Imbs彈奏蕭邦樂曲章後誘使黑狗咬傷他。格拉斯在第一章開始不久,便回應1903年奧地利猶太青年哲學家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的《性與性格》(Sex and Character)。Weininger一方面企圖以著作來改變當時的性別觀念,本身是猶太人的他在〈猶太人的性格〉(The Jewish Character)一文卻指猶太人是女性民族,沒有靈魂、不會唱歌、不做運動(36頁)。

  Eddi的父親Albrecht,和同時期的很多家庭一樣,讀過《性與性格》,決心以藝術和體育來確立自己在社群中的位置,加入合唱團、練體操、跑接力賽、玩棒球(schlagball)。Eddi雖然擁有天使般的歌聲,擅於繪畫,設計的稻草人大受歡迎,但是絕不以藝術求認同。他被打至牙齒全脫落,逃往柏林之後,改名換姓,成為芭蕾舞團總監。格拉斯在眾多藝術形式之中選擇了芭蕾舞,因為在納粹的年代,無法如文學和繪畫般被解讀的舞蹈,是墮落藝術之中最為低賤的。

  Eddi的舞團四出為政客及高官演出,愈是聲名大噪,Eddi對舞者更嗤之以鼻,分別稱男、女舞者為「栓」及「洞」(stoppers and holes),隨意呼喝和羞辱,訓練之嚴苛彷如對待沒有知覺的稻草人。他再度嘗試以藝術對現實反擊,排演芭蕾舞劇《The Scarecrows or The Revolt of The Scarecrows or The Garderner’s Daughter and The Scarecrows》,但Reich Propaganda Ministry認為「前線士兵需要歡快而非暗淡、晦氣、地下世界的」演出(363頁),禁止作品上演。之後舞團遭到轟炸,舞者死的死、傷的傷。連貴為台柱的Jenny也要砍掉雙腳保命,無法再追逐藝術的她,在戰後悠然自得地生活。格拉斯以人物遭遇明志:藝術家有為有不為也。

 

文字

  格拉斯攻擊為虎作倀的藝術而非藝術本身。身為作家,他相信通過文字來獲得重生。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凸版印刷術之後,知識的傳播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童年時同樣異常肥胖的Jenny與Eddi,被其他孩子惡意地埋在古騰堡紀念碑前的雪堆中的,他們成功掙脫之後的蛻變,象徵了書寫的力量。因為書寫,文字由無意義的符號蛻變成意識的載體;文字承載意義,文字的形式進一步賦予它超然於記號的價值。《狗年月》的行文風格在三個部份之間有着明顯的分別。第一部份在文法上較為碎裂,句與句之間並不一定有敘事上的連接;連續的片語──例如85頁用了有十一個破折號的片語組成的長句,來描述Eddi和Walter在地底爬行的步步為營;非常長的段落(例如描寫Eddi見到十二個無頭武士以及十二個修女一節共長六頁,只分為三段)。格拉斯拒絕以委婉來包裝事實,以「bird-repellent」(滅鳥劑)來代替「scarecrows」。如果人類用語言結構來定義世界,那麼文字起碼應該直指事物的本質。

  至於Harry寫給Tulla的「情書」,既不甜蜜也不激情,以冷靜的語調,鉅細無遺地描述。他在215頁用了三十種方式來形容SA制服那種曖昧的咖啡色。到底是為了強化敘事者的旁觀位置,還是搜盡枯腸也決定不了應該如何形容他看到的「事實」?主要人物Eddi在書中同時是敘事者/鑛場主Brauxel、敘事對象Edouard Amsel、芭蕾舞團總監Hermann Haseloff,以及市民口中的Goldmouth。格拉斯更刻意說明,Brauxel/Brauksel/Brauchsel有三種拼法。(321頁)連理應是身份符號的名字都無法穩定下來,更遑論自我。第三部分Walter迫切地復仇的心,就如那些沒有賓語的句子,或者索性把幾個字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新字,fuhrerdogescaperoute、faithfulasadog,彷彿對德文的戲仿。《狗年月》關於文字同時是意義載體和意義本身的例子,最重要的要數格拉斯對海德格哲學用字的挪用和恥笑。海德格在猶太人最需要幫助時,背棄了他的老師胡賽爾,格拉斯對此深為惡絕,在書中多次以大寫的「Nothing」來諷刺海德格的「無為」,例如「The nihilating Nothing」(348頁)、「The Nothing is a black hole in the Twelfth Army」(376頁)、「The Nothing is running on four legs」(377頁);他嘲諷希特勒的委婉語(euphemism):「Unburdening of Being in Steglitz and southern edge of Tempelhof Airfield will project advanced shift point」(377頁),「卸下存在的包袱」,不過是謀殺的同義詞。

 

道德

  《狗年月》對道德的態度,絕非道德主義者式的教條或指摘,而是思考德國人如何在製造和經歷世界崩壞之後,面對道德責任,俾使能夠繼續以「人」的身份活下去。 格拉斯的核心關懷,是如何透過講述來避免遺忘,透過思辨來避免犯上同一錯誤。假如歷史是一場黑色的鬧劇,作家便應用古希臘戲劇的文體,撰寫第三部份〈An Open Forum〉一章。Walter完成報仇之後,再度嘗試成為演員,在播音界略有聲名之際,從軍以及仇殺等往事被揭發。一群孩子──純潔而殘忍的未來社會主人翁──要求他參演名為「公開論壇」的廣播劇,劇本的內容正是他的過去。一個男孩的對白說:

「我們以討論來證明討論對象的存在;假使沉默不語,我們的討論對象Walter Matern便不再存在!」(We discuss in order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topic under discussion; if we were silent, Walter Matern, the topic under discussion, would cease to exist!) (534頁)

可是,Walter拒絕演出,這個希特勒及海德格的崇拜者,由於無法面對驅使個人行為的意識形態,於是躲藏在抽象概念背後來迴避面對過去,就如Eddi說:「 我愛德國人。他們多麼神祕!他們的善忘,多麼為上帝所喜愛!」(…but I love the Germans. Ah, how mysterious they are, how full of the forgetfulness which is pleasing to God!」)(579頁)不願意衝破往事樊籬的人性,將永遠無法為人類負上道德責任,親手斷送成為更好的人的可能。

  作家既非預言家,也非傳道者,格拉斯無意為將來應該如何作出建議。寫作和閱讀,本來都是一個人的事。Walter和Eddi在地獄走了一圈之後回到地面,沐浴更衣,「我們二人都赤條條,獨自沐浴」(We’re both naked. Each of us bathes by himself)為「但澤三部曲」作結。格拉斯不願擔當世俗標準推手的自我約束,讓讀者在獨自走過《狗年月》的黑暗、複雜、痛苦的幽谷之後,看到自我的亮光。

 

隱喻:不好說和不可說的轉義想象

https://artismonline.hk/issues/2021-10/491


擁有共同文化語境的人們,懷著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不好說」和「不可說」的傘下,時而交換視線,時而一起走上表達的羊腸小徑,感受到心領神會的溫度。亞里士多德認為,假使詩歌指向單獨事件以外的普世邏輯和可能性(probability),隱喻是詩人可用的工具之中幾近最偉大的。與詩人一樣,劇作家明白到語言與世界觀的關係,於是嘗試調配修辭組件,用文字來隱喻;而人皆有之的存在載體——肉身,在特定情況之下也可成為非語言的隱喻。語言與否,隱喻的成立總牽扯到統識和局限的承認和突破、令人費解的迂迴,以及自由飛翔的想象。
修辭作為隱喻

劇作家之中不乏隱喻高手。祖師爺莎士比亞的作品《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中的名句「世界是舞台,人皆盡是戲子」(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幾乎家傳戶曉。這個隱喻的厲害之處,在於劇作家視一己專業的場所(舞台)的特質可比存在之全部(世界),而非舞台在仿擬世界。這句由劇中主要角色之一Jaques道出的獨白,實證了隱喻中的喻體和喻依的角色之不可互換。至於「舞台」作為喻依,在不同年代及文化語境的觀眾心中引發的不同聯想,正是其生命及魅力所在。

羅馬尼亞劇作家尤金.尤內斯庫(Eugène Ionesco)在作品《犀牛》(Rhinoceros,1959)中設定的,是個疫病蔓延的場域,染疫的人類變成粗暴和失智的犀牛。疫病流行初期,染病者少,大部分只從報章得知而沒有親歷其境的無病者,批評報導不合邏輯、對它嗤之以鼻。直到身邊愈來愈多犀牛出現,「變成犀牛」不但變得合理,人們更開始讚揚犀牛的力量之猛和形態之美。尤內斯庫認為,意識到自己活在荒謬世界之中,是為存在的意義補丁;「變犀牛病」一方面隱喻邏輯的限制,無法解釋人生之荒誕;另一方面,在如疫病般的法西斯主義發展得愈來愈猖獗時,人類的自由意志倒下了。失去思辨能力的人,開始言他人所言、想他人所想,只要是多數人重複地說的,就是應該說的。再下來,既然染病的人愈來愈多,抗疫那麼費勁,倒不如接納它,想想變成犀牛的好處吧。

同樣在1950年代,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於1953年發表的《熔爐》(The Crucible),作品名字精闢地符號化了全劇的喻意。Crucible,即坩堝,架在烈火上,用來加熱堝中物或消除堝中物的雜質,引伸指「嚴厲的考驗」,或者身處高壓的狀態。故事場景設定在名為塞勒姆(Salem)的小鎮,因為迷信而產生的恐慌和怨恨將社群導向瘋狂和暴力,居民互相攻擊,以致在1692、1693年間發生了「塞勒姆審巫案」。在第一幕中,幾位年輕女子烹煮的一鍋有青蛙和血的混合物,被視為召喚了邪惡的力量,然而魔鬼的身影只有著魔者才看得見,誰是魔鬼的使者是個無法被證明的指控,找替死鬼成為了自救的唯一方法。為了避免被捕,人人都處身於揭發他人「罪惡」的強大壓力之下;為了保命,審巫案的被告們承認沒有犯下的罪行。《熔爐》的坩堝隱喻直指當時的麥卡錫主義、美國人的恐共,以及法庭審訊的不公;在劇本面世後三年的1956年,米勒因為拒絕向法庭披露曾經會見的共產黨疑犯的身分,而被控藐視法庭罪。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中表示:「我(創作《熔爐》)的動機很大部分是因為逐漸逼近的癱瘓:那些以開明自居的人,因為害怕被標籤為共產黨員而對侵犯人權等事不敢吭聲。」1


表演身體作為隱喻

1970年代開始,西方出現不同面向但同樣對身體作為文化載體和規訓對象的關注,其中如法國的傅柯(Michel Foucault)以及美國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論著,影響遍及學術界內外,之後有大量的文化研究學者對身/肉體的符號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劇院作為建築物,不論它有多牢固或多湊合,都是按規定置放身體的空間。不同文化對於怎樣的身體可以上舞台各有準則——縱使未必會言明。雖然到今天我們已經見證過如法國舞蹈家謝洛姆.貝爾(Jérôme Bel)和英國舞團「DV8形體劇場」(DV8 Physical Theatre)在舞台上展示的多樣化身體,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作品還是需要站在「傳統」和「合乎期望」的對面、借助「反傳統」的標籤,才可以被接受。

如果「身體」在血肉之外還需要由文化組成,那麼「它」(用指示物件的代名詞來暫時排除身體的性別和生命符碼,純粹作為討論對象)在空間佔據甚麼位置,便充滿喻意。

舞踏在二戰後的日本興起,可視為藝術家以東方身體的物理條件來抗拒對西方的舞蹈審美觀、以至一般的西方價值的屈從。台灣學者林于竝在分析土方巽的《薔薇顏色的舞蹈》(1965)時指出,作品中的身體線條和動作,是屬於現代舞的:「兩人(土方與大野一雄)的『現代舞』技法是為未完成、不安定、甚至是醜陋的。事實上,《薔薇顏色的舞蹈》裡頭的『類似現代舞』是土方巽對於現代舞的戲擬(parody)」 。2

把軀幹和雙腿比例與西方人大相逕庭的東方身體置放在台上舞蹈,不論演出意念上是否如《薔》具挑釁性,單憑「不美」的肉體相對觀眾的近距離並置,在當時已經是充滿喻意的行為。這些肉體似乎力圖擠進那道德觀念之門,在觀眾的眼前被看見,提醒他們:虐打、強暴、禁錮、飢餓、亂倫等等這些道德上不容的事,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關乎被排除在視線以外的肉體經歷。

置放身體在舞台上的需要,有出於美學的,也有出於製造身體景觀的。呈現民族舞蹈的身體是歷史詮釋的載體,是國族認同的隱喻。台灣舞蹈學者陳雅萍的研究發現:「隨著1954年開始每年盛大舉辦的民族舞蹈競賽,以及各式國家慶典中大型民族舞蹈表演,這項在戰後台灣『被創造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成為1970年代以前島上最為顯著的身體景觀……透過集體搬演代表『中國』的音樂、服裝、動作等符碼,好幾個世代的台灣子民在潛移默化的身心浸淫之中,將『個體』投入那龐大的、共同躍動的『群體』,以完成『中國』國族身分的強化與認同。」3

類似的舞蹈表演也出現在1950至1980年代的香港。幾位「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計劃的受訪者均表示,在英殖民政府統治之下,具共產黨或國民黨背景的香港民間團體,以不同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訓練「中國舞」表演者,一方面向社會展示舞蹈,作為建立民族認同的方法。例如陳德昌表示曾參與1973年「香港節」的「千人操」舞蹈演出,與其他學生一起演出「山地舞」。4

台灣的身體搬演不難令人想到在近代史上另一個由政權精心策劃的身體景觀儀式:納粹德軍塑造的年輕的、男性的、體育健將型的理想化肉體。

以色列的「Batsheva Dance Company」作品《Last Work》(2015),曾經在不同國際藝術節上演,作品中持續在原地跑的女舞者,於我來說是以色列人以外國觀眾為對象的國族性格隱喻。當其他舞者以幅度大的動作在台上穿梭時,女舞者在舞台後方步速穩定,不偏離位置,目光堅定地向前望,不露疲態地跑個多小時。她恍似精良的科技產品,藉著以色列人賴以自豪的韌力運動不斷;不過,堅守的立場與無法寸進的困局,是否同一枚銅幣的兩面?


觀者身體作為隱喻

在劇院中的身體,除了表演者的,還有觀者的,後者有意識地以時間及/或金錢來換取自己在劇院中的位置,主動參與的集體身體經驗(embodiment)隱喻著對空間、社會角色,以及行為模式的統識。

一旦觀者的身體置放習慣被改變,喻體和喻依的暗示即受到衝擊。1970年代,捷克政權嚴禁在公眾地方集會。年青的藝術家們轉向只限於友儕參加的小型儀式性活動,例如Milan Knížák的作品《Stone Ceremony》(1971),「演出」是觀者們默站在自己用石頭堆出來的圈中。美國藝術史學者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的分析指觀者的身體所喻意的,是不在場但影響著整個場合的警方監控,以及憑其解讀便可以把一切視為「危險」的國家機器。5

最近(2021年7月)在東京奧運舉行期間,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聚集在大型商場觀看賽事直播,為香港運動員的比賽成績而盼望、緊張、歡騰、或失望;他們無懼仍在實施中的疫情限聚令,為了感受與其他身體的同在。德國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認為由佛洛依德提出的力必多(libido)是生命的本能、對快樂追求的動力;而德勒茲與伽塔利(Deleuze and Guattari)則認為資本家將地方「改變為叫人滿足消費慾望的地方,譬如定一個叫人產生慾望的名字,一個令人產生消費慾望的消費空間,從而重新將該地方劃/建構/符號化成只容納消費慾望的地區,全把慾望集中在消費品之上」6。我不否認商場管理層招徠市民在商場看奧運是出於營商需要,也不認為所有市民都企圖以觀賽來抗衡消費霸權,然而大量的身體主動地在指定場所中容讓力必多力量自由地流瀉,短暫地改變場所慣常的慾望疏導手法,這個既個人又集體的決定所隱含的意涵不容忽視。


隱喻只能是隱喻本身

隱喻之構成是把客體的部分或全部特質歸之於主體,從而改變主及/或客體的表面意思,達致轉義。一旦念及語言系統的內容以及語言使用者的世界觀如何互相定義和補充,便不難體會隱喻的顛覆性。「假如有一個由符號組成的語言或系統,其功能不在於告訴我們『關於』甚麼,而是讓『甚麼』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呈現自己的話,藝術正正是這一種。」西班牙哲學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如是說。7我認為隱喻也一樣。誠然,隱喻創作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文學活動,由特定人士(例如詩人)依循特定格式來執行,可是,成功的隱喻能在格式之中揭示喻體和喻依之間與常識相悖的類比關係。因為隱喻不受制於慣用的參照,所以即使間接卻可以傳達其他方法說不出來的真實。而此真實並非一靜態的現存物,而是需要聽者有意識地運用想象來體驗的行動(action)。只有主動地活著的個體,才可以行使自己的想象力。隱喻如加塞特所言的藝術,也彷彿是英國人類學家吉爾(Alfred Gell)眼中的藝術品:是觸發行動的能動者(agents of action)而非有待解碼的文本(texts),意義不在「代表」,而在「引發」。8在這個層面上,隱喻是戲劇性的(theatrical),它的意義隨著觀/聽者的想象無時無刻不在改變中。對資本主義社會要求成效、單一、在生產之後快速被消費、連語言也不能倖免的輪迴中,隱喻若要為存在另闢意義的蹊徑,大概必須坦然於自己是迂迴地和不確定地無用。



1 Arthur Miller, “Why I Wrote ‘The Crucible’”, The New Yorker, 13 October 1996. Retrieved April 25, 2021, from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6/10/21/why-i-wrote-the-crucible. 此處為筆者翻譯。
2 林于竝著:《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當中的「身體」與空間」》(台北:TNUA,2009),頁27。
3 陳雅萍著:《主體的叩問:現代性.歷史.台灣當代舞蹈》(台北:TNUA,2012),頁34至35。
4 李海燕:〈在努力和機遇的交匯點〉,載李海燕、林喜兒合著、羅妙妍編:《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有限公司、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2019),頁361。
5 有關畢莎普對Milan Knížák及同期其他捷克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分析,參見:Claire Bishop,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Verso, 2012), p 139.
6 駱穎佳著:《情感資本主義》(香港:dirty press,2021):頁47。
7 José Ortega y Gasset, “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 in Phenomenology and Ar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127-150. 此處為筆者翻譯。
8 有關傑爾對「物(mono)」(包括藝術品)的分析,參見:Albert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此處為筆者翻譯。 

拒絕化約:楊東龍「日課」展覽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37615


2019年3月我曾在艺鵠藝術空間看「切割‧共時」展覽,細小的展場只有五、六件楊東龍的畫作,日常可見的人物和場景因為畫家的目光而變得不平凡;楊觀察生活的方法和力度,使他那些不完全忠於表像的畫,看起來比寫實更真實,親切感油然而生。兩年後,在刺點畫廊舉行的楊東龍大型個展「日課」(2021年1月19日 - 3月6日), 但覺親切感減退,氣氛瀰漫一抹憂思。是因為限聚下的空間的冷清?因為新作品的主題以及面積大小?還是因為走過2019和2020年的我,對畫作的閱讀改變了?

由艺鵠出版的楊東龍作品論集《就是繪畫》中,刊登了畫家一批在1980年代畫的人物畫,走抽象表現風格;到了本世紀,楊不再用抽象的繪畫語言來詰問「寫實」的凌駕性,而是把(現)實中的每個微細之處儘量以原本的姿態無差別地納入畫面。楊不以藝術家身分來篩選,只隨目光所到之處,讓存在本身回應存在價值的問題。畫家需要做的是專心地用獨特的透視法分割畫面,再以人和物填充。《糖水道電車總站》和《西環村二》同樣是2016年的二聯畫,《糖》並置左聯電車車廂中臨盤在即的孕婦以及右聯的一群回教婦女,兩聯的鮮紅和翠綠,成為對話的契機;《西》左聯是香港自然境觀中常見的青山和海洋,右聯是同樣常見的建築物,包括公屋、行人天橋及兒童遊樂設施。觀者可以隨畫中七個人的打扮動作猜想他們的關係,不過,直觀地察覺他們同在的一剎,大概已然足夠。楊的畫有穿越畫面往不同方向走的大量直線,可是直線不但沒有把構圖穩定下來,反而造成了輕微的晃動感,引導看的人疑惑「這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嗎?在我腦中的印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楊東龍策略性地利用二聯畫毗連但不必融合的畫面,令構圖的時空因果更靈動,畫彷彿是本書:書的內在不為它的輪廓圍封,書的存在,在於自己和觀者之間的界限的消退,書的存在是為了讓觀者進入它的存在。同樣地,只要願意來到楊東龍的畫前,那些延伸至畫面外的直線將會歡迎觀者進入畫中,成為因和果的一部分。


Photo source: Blindspot Gallery website

楊東龍描繪人、物,畫面捕捉的卻不是戲劇性的瞬間。人剛好在汨汨流動的人生中抬起頭來,與路過的畫家對望了一眼,便回到自己的生活;沒有起點和終點,流動就是它的全部。如果用「寫實」的語彙描述的話,他們是活在這城的任何人,nobody,因為平凡而毫無障礙地成為了更多跟他們一樣平凡的觀者的情感參照。即使見不着其人,充斥在人身邊的物同樣提示生命的流動。楊東龍畫中的物,不但有各式各樣的顏色和質感,更為閉起嘴巴的主人們說故事,於是,畫,傳遞了聲音。在《靜物》(2019)中,滿檯面的物像法庭證物段逐一被透明膠袋包起來,每一件都述說着關於一個在1980年代活在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人的點滴:工作手冊、獻血證明、游泳証、學生証、團員証、日記、筆記本、黑白照片、書信、手錶、《毛語錄》、畫作、相機……畫中沒有人,然而這個人毫無懸念地存在。

「日課」展覽中有四幅2020年的大型創作,包括《抽口煙二》、《小炒王》、《瓷狗》,以及《摩星嶺》。《抽口煙二》、《小炒王》描繪生命中喘息的片刻,是小說章節之間的空白,不事生產,沒有目的:坐輪椅的男人叼著未燃的香煙,身旁女人左手兩指夾着燃點着的,右手輕扶他的右肩,二人在狹窄的天台上,抽口煙,露出滿足的神情,身後大量鳥兒展翅飛過;《小炒王》的廚師在食材都預備好、盤碗都洗乾淨、維修工在檢查廚房、暫時沒有食客的白天時分,坐下或躺下稍息,不抽煙也怡然。

相比起來,《瓷狗》和《摩星嶺》顯得迫切。瓷狗坐在傢俱店場景的右下角,看着鏡中倒影,它背後一個女人坐在椅子上,直望觀者,伸出的手臂指向畫面中央,邀請觀者進入。如果不回應,她會一直瞪着我吧!她身後兩個在接吻的男人,一個在穿上高跟鞋的女人,遠一點那些坐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上似乎在等待的人,在傢俱店半價傾銷時做着種種與逛店不搭調的事的這些人,與楊的其他作品中不論在多麼卑微的場景中都泰然自若、傳遞着歸屬感的那些人,都是香港人嗎?

假如楊東龍擅於描繪所在的當下,《摩星嶺》則罕有地以過去為內容。大型的三聯畫面指涉歷史事件,充滿不安。三聯畫最左上角有士兵揹着大背包往山上走,黑黝黝的山坡滿是簡陋房舍,有人沿着山路低頭步行,從一扇打開的門透出來的光,可是他們的目的地?中聯前景是神態和善的白髮跌打醫師,後景卻有兩個與場景毫無關連、戴紳士帽穿長大衣的男人在店外如鬼魅般走過。右聯一個背對觀者的黑人女人拉開塑膠簾,最右方兩個戴上手銬的年輕男子在豬籠車內呆着臉,一個拿警棍的男人半個身體溢出畫面之外。正如摩星嶺在成為豪宅區之前曾經是國民黨老兵的聚居之處,「香港」不是一開始就是英國人發現的荒島(barren island),也不是用於政治角力的籌碼,她是由一代接一代的個人用生活堆疊出來的現實。香港,不是概念。

一個成熟的藝術家用他獨有的語彙風格,辨證抽象和具象,為感覺系統提供經驗概念的畫面。「各種各樣的人在香港過着形形色色的生活」不應該是概念,應該是可以用感官辨識的生活經驗。去年十月,社企民間高峰會舉辦「各種膚色的對話@油尖旺」,油尖旺民政專員余健強在致詞中,只用「EM」稱呼少數族裔,例如:「局方為EM在佐敦開設的社區會堂」。「少數族裔」一詞本來已是對不同族群的化約,難道余專員真的忙到連講四個中文字或者發出e-th-nic-mi-no-ri-ty七個音節的時間也沒有?也許我們無法不活在隨意把弄概念的年代,不過像楊東龍般對人、地、物、時深刻地觀察,用可見的圖像細緻地描繪,就是對存在的承認,對化約的拒絕。



掠奪書籍——納粹對文明的宣戰

 https://p-articles.com/critics/1839.html


「每條追蹤物主去向的線索,都指向奥斯威辛。」

柏林國家圖書館管理員Detlef Bockenkamm

 

1933510日,納粹黨在柏林的Bebelplatz焚書。那個火焰充天的晚上已經被視為極權統治的視覺象徵之一。

 

烈火雖然是個震撼的畫面,但是它的破壞性比不上納粹黨在歐洲橫行的二十年間對書籍和存檔的掠奪:從波羅的海伸延至東歐、希臘,納粹黨系統化地掠奪數量以百萬計的書籍和知識產物,把它們紀錄、分類,分發到不同的部隊作研究用途,為建設純淨的亞雅利安人世界而清洗文明。二戰結束後,如孤魂野鬼的書籍散落各地。舉例說,柏林國家圖書館Berliner 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ZLB)有紀錄曾在1943年,由當地一間當舖買入四萬本書,但更多來源不明的充滿了圖書館的每個角落。德國部分圖書館有專責團隊檢查藏書,致力把掠奪得來的書籍物歸原主(更大可能是其後人),但是全國八千多間圖書館中,只有少數有能力和決心去進行這項浩瀚而看不到盡頭的工程。

 

瑞典記者Anders Rydell走訪了柏林、魏瑪、慕尼黑、法蘭克福、基姆湖、阿姆斯特丹、海牙、巴黎、羅馬、希臘的塞薩洛尼基、立陶苑的維爾紐斯、捷克的泰雷津和布拉格,追蹤人民「為保護文學遺產、以免其歷史、人性及記憶被搶奪而發動的戰爭」,著作《The Book Thieves-The Nazi Looting of Europe’s Libraries and the Race to Return a Literary Inheritance2015年在瑞典出版,2018Penguin Books出版了由Henning Koch翻譯的英文版本。



Rydell鞭辟入裡地分析了上世紀最嚴重的文明摧殘的成因。納粹主義的自我形象,需要追溯到1919年成立的魏瑪共和國,文學巨擘歌德及其浪漫主義詩作,哲學家Johann Gottfried Herder鼓吹的愛國思想,等等;概括地說,納粹主義相信德國文化比其他的都優秀,納粹黨員是此偉大文化的真正傳人以及知性的藝術愛好者;歐洲的新秩序,必須由他們來建立,所以要清除「不良的」(undesirable)的政治敵人——猶太人、共產黨員、共濟會、天主教徒、斯拉夫人,批評政權的人,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盛載他們的思想的書籍,當然不可保留。

 

納粹黨對世界發動的戰爭,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方面是軍事上的,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上的。但是納粹黨不是直接地毀滅書籍。紙本贓物由用火車運往納粹軍的根據地進行分類、整理和研究,目的為要了解剿滅對象的思想來加以控制——極權統治的起點。掌握之後,意識形態之戰通過失蹤、恐懼、嚴刑、謀殺、驅逐等手段,對敵人進行肅清。單是在巴黎,他們侵占了29000間寓所,銷毀所有屋主的相片,然後鵲巢鳩占,抹煞掉原屋主存在過的事實。

 

在第三帝國兩個主要人物,親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以及主要理論家羅森堡( Alfred Rosenburg)的領導下,歐洲主要圖書館及存檔室被掠奪一空。1936年,納粹情報局在柏林成立了一所新的圖書館,藏書都是掠奪得來的;管理員製作目錄,展開對「不良文學」的研究。同年五月的紀錄顯示,藏書有五十至六十萬冊。圖書館亦舉行展覽,「介紹猶太人有多奇怪。」 加上黨員的個人藏書量及性質是身份象徵,希姆萊和羅森堡為競爭更加瘋狂地掠奪。巴黎723間較大型的圖書館共有170萬本書被掠奪。近代研究亦估計波蘭全國約70% 的書在掠奪後損毀或不知所蹤。

 

有部分從猶太人得來的、或者是他們逃離德國時帶不走的書,會被賣掉,「用來解決猶太人問題」。在當時的德國,這句話的意思只有一個。Rydell表示:「充公猶太人財產彷彿是一個自資計劃,用來支持驅逐出境、集中營和集體謀殺的支出。」

 

「閱讀令你成為人。別人奪去你的書的同時,他奪去了你的思想。」

布拉格猶太博物館圖書館員Michal Busek

 

納粹主義沉迷知識,知道書籍的價值,相信領導人的合法性在於他是人民內心、精神及靈魂的化身。民主對納粹主義來說,不過是污穢不堪的群眾的意願。希特勒亦意識到黨內有意識形態分裂的問題,所以必須強化教育。自1933年起,德國由幼稚園至大學逐步納粹化,猶太人的研究產出必須以希伯來文撰寫,一來把他們與德語世界切斷,也避免他們對教育進行滲透。猶太女性全面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對於到1933為止德國已生產出三十三個諾貝爾獎得主,納粹黨並不引以為榮,因為其中的猶太人「太多」。他們認為相對論「令人混亂」,不符極權主義絕對的世界觀。由於看不懂希伯來文著作,納粹黨迫令猶太學者把書籍分類,將不需要的送到紙漿廠。對這群被挾迫的學者來說,此舉仿如「為自己的靈魂掘墳。」

 

聯軍撃敗德軍,不等於被掠奪的知識可以回家。蘇聯紅軍在19452月開始在德國搜集「戰利文件」(trophy documents),送往由史太林成立的特別檔案室。史太林認為對於蘇聯的破壞,德國必須以眼還眼——以書還書。在1945年已有四十萬火車卡的書籍、存檔、藝術品等等運抵蘇聯。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前蘇聯列寧國立圖書館)藏有近二百萬件,包括珍貴的中世紀手稿及古騰堡聖經。多年以來,各國不斷進行關於歸還掠奪物的商討,然而因為部分包含機密資料、有價有市的古籍和原稿,以及拍賣市場的介入,進度緩慢。不過,也有像ZLB的研究團隊的,為把書籍物歸原主而努力不懈,仔細追蹤,把其中一本成功送回 Walter Lachman手上。Lachman是居於柏林的德藉猶太人,1942年仍然是少年的他與祖母被送往拉脫維亞集中營,之後祖母被殺,他被移送到Bergen-Belsen集中營,1945年由英軍救出。Rydell書寫此書時,Lachman居於美國加洲,他的女兒親身飛往德國接收這本Lachman童年時閱讀的神話書。ZLB圖書館研究員Sebastian Finsterwalder說:「書籍是記憶的守護者。雖然金錢價值不高,但是對於曾經擁有然後失去它們的個人及家庭來說,是無價的。」

 

 

「書本令人自由,把我們與世界連繫起來。」

1942居住在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的十五歲少年Yitzhak Rudashevski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談陳偉洛

 不肯定第一次見陳偉洛是否2014年,場合卻毫無疑問是在葵青劇院廣場舉行的舞蹈比賽。當年同樣很瘦的偉洛,和一個與他身型相約的男子參賽,作品主題可能是關於「關係」的,有一個畫面是一人站在另一人肩上,表情堅毅地尋找平衡點。二人不追求學院派的造型美學,也不以編排敘事,舞蹈理念傾向純粹的狀態呈現。作品不長,十分鐘左右吧,完成後,三位評審(馬才和、楊雲濤、梅卓燕)以及現場觀眾靜默了數秒,然後不知誰呼出一口氣,其他人彷彿突然被喚醒,接下來是持續很久的掌聲。三位評審輪流發言,說出了(相信是)大部分人的心聲:看到了舞蹈原始的感人力量。

那天後,知道偉洛去歐洲求學,間中回港,在這些短暫停留中的演出,我看過兩次。一次是他和藍嘉穎為籌集參加ND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2017舞蹈比賽的旅費而合辦的《比賽前夕》。看罷,當時我如此記述:「如果看見人類像動物般動,而你會想『這人像個原始人』,那麼你對於自己生活方式的優越感可能已經到了一個排他的程度。這是我看陳偉洛在動的時候想到的。陳偉洛展示的是肉身化的舞蹈衝動 (impulse),與由腦袋指令身體的舞蹈衝動相比,能夠以更強的誠實能量感動觀眾。技巧痕跡是存在的,不過技巧於陳偉洛而言,不是為了達致形式化的美感,而是為了使他的身體感更自主地揮灑出來。」
第二次在北角碼頭,一次在晚上十時舉行的演出。場地用大幅白布圍起,觀眾需要把頭伸進布與布之間的縫隙,才看得見表演者。演後筆記已不知所踪,然而記得自己形容偉洛為一種「去性別的存在」:觀者無法把對男性或女性的刻板舞蹈印象加諸於這個肉體。面對明目張膽的偷窺,他/她/牠/它堂而皇之地以「我才不管你期待看到甚麼」之姿,迎接眾人視線。
何以偉洛邀請我擔任他在2020年「舞蹈新鮮人」系列中的新作《Click》的藝術顧問?我不知道。他從來沒說,我也沒問。也許我們都認為毋須言明。「不說也罷」正好為我們開啟了舒適的合作空間。所謂藝術顧問,於我來說就是無止境地發問,而每次與偉洛見面,都「發問大滿足」。他提供的材料有的很有系統,有的是粗幼不勻的沙石,同樣有不少可細細咀嚼和拆解之處。之前提及三次看偉洛表演,較為留意的是他強烈的存在感,今次合作才有機會了解他對概念性思考的掌握,如何成為看似隨心的舞蹈背後的思想厚度。
《Click》探討的是「choreography」。對,是用英文寫的choreography,因為連它的中文翻譯,也需要推敲。從事創作的人,在應用媒材之前把它剖開來從核心開始了解,在我看來是必須的。偉洛對choreography的思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哲學的:「是甚麼」;二、藝術的:「如何說」;三、社會的:「堅持一個與一般認知差很遠的觀點,代價是甚麼?」三個層面扣連之處在於,要搞清楚一和二,創作才開始;因為搞清楚了一和二,便可能需要考慮三;想通了三之後,可能不敢回到一和二。一大盤冷水潑過去之後,藝術顧問的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決定來了:2020年「舞蹈新鮮人」取消,《Click》何時上演成了懸案。
有天我向偉洛介紹一位菲律賓視覺藝術家的作品,詳情不贅,我想跟偉洛說的其實是,那件作品肯定是用了很多時間以及專注才做得成,看到有人選擇用這種方式過他的生命,令我很感動。有機會參與《Click》的創作過程,看到陳偉洛用他獨有的方式讓生命在藝術中走過,同樣令我很感動。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疏離是熱賣品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ersonal/%E7%96%8F%E9%9B%A2%E6%98%AF%E7%86%B1%E8%B3%A3%E5%93%81/

因為世界上有各式各樣想述說生活的人,於是youtube上有了各式各樣的vlog;在不肯定「文類」(genre)概念是否適用的情況下,姑且把「單身公寓」主題算上為一個作品量大的文類。一天看了一個來自日本有關整理衣櫃的vlog之後,youtube根據其演算方法,熱情地向我推薦來自不同地區、環繞公寓獨居日常的影片(當然這個「日常」有多「日常」是懸案)。看了一定數量之後,竟也整理出一些共通點:

 

     頻道主在城市生活,獨居在面積不大的公寓

     (好像)不用上班/是自由身工作者

     年齡大約介乎二十至四十歲之間

     會做菜,愛吃,食材看來都是從超市買來的

     家中一塵不染,雜物很少

     養寵物,以貓居多

     頻道主為女性的比例稍高,大部分不會展露樣貌

 

冷靜柔和的視覺調子包裝細心經營的疏離感,是這個vlog文類的明顯特色。影片的主敘事是頻道主怡然自得地窩在家裡,身影在各種家務中來回;悶了便改變一下家具位置或換上新的被單。他/她們用木、鐵、玻璃、羊毛、棉、麻等天然素材填充空間,與之連接的生命體之中,植物的數量比人多。驟眼一看,頻道主們像是村上春樹小說中的人物,橫空出現,沒有以家族、同事、友儕等社會關係而定義的身份;看似未婚也不是上班族,職場、婚姻、宗教等群體架構被排除在生活之外。影片中不以樣貌讓人辨識的女性,可是藉此來抵抗以外表來評分的風氣的?還是用不完整的身軀四肢作為「切割」的符號?

 

美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著作《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指出,對室內裝飾的關心與對自己內心的關心的關連。在疫症漫延的一年,人人翻箱倒篋棄掉雜物,鑽研烹飪、手作,是否也是為了需要整理內心;於是在對做家務樂此不疲的他人身上,照見自己?頻道主們把自己安置在二重建構——肉體,以及放置肉體的住所——的神殿中,建立單人烏托邦。日復日地預備食物餵飼肉體,再以跑步、瑜伽等運動維持它的健康;一遍又一遍地打掃肉體之外的空間,信奉「斷、捨、離」,帶點矛盾地一方面令家居更舒適,一方面隨時可以簡易地打包離開。好好地保養肉體是疏離派的信仰,然而神殿沒有門,人在裡面只有重複,沒有超越。

 

「單身公寓」類影片頻道多,訂戶也不少,一個頻道動輒數十萬,可見疏離的氛圍的確能吸引眼球:當社會日益變得無法理解、個人無法找到與群體的接點時,為了保護自己,不再時刻被無力感衝擊,於是劃下界線,把他人的存在排除在外。不管界線內的範圍多細,只要守得住不許僭越,對個人來說的自由就可以成立——儘管是消極的。若說頻道主們令人想到村上筆下的人物,那麼他們是否也選擇通過切斷自己與社會的連繫,來建立自我?我無法得知頻道主們的意圖,不過youtube應該不是適合的環境吧。疏離的界線在這個語境中,不過是文類的再現策略,它開始時可能是存在狀態的紀錄,不過在經歷訂戶增長、植入式廣告介入,甚至集團式企劃,已變成了品牌圖標。各種展示疏離的方式,都是貨架上的選擇。頻道訂戶與頻道主以「疏離」之名,維持着定期而穩定的交換關係。 


如果「投入疏離的販賣使疏離得以持續下去」是今天的吊詭,那麼「擁抱疏離的群體」的邏輯就成立了。科技容許我們以更加個人化的方式劃定自我和他人之間的界線,要為自己的存在下錨也因而變得更加困難和痛苦。活在資本主義下的都市人孤寂疏離,但是當資本主義結合科技更極致地發展至影響全世界時,卻引發出連結的新契機。人類學家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早在1996年的著作《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中已提出,當代的文化和族群定義超越地域性和種族性。他歸納了五種全球文化流動的面向,其中mediascapesideoscapes拆解電子媒體上流通的影像如何影響和建構受眾的族群身分想像。大約是以華爾街為起點,地球上99%的人察覺到,在原以為是把自己和世界對立起來的界線的另一邊,其實只有1%;「國土」或「種族」不過是1%的cosplay99%拒絕的不是連結本身,只是在尋找新的理由和方式。 當事情發展到超越了它本身,會迫令我們用新的脈絡來檢視時,新的想像便有可能。「疏離」愈是熱賣,anti-social social club的成員就愈多,對疏離的感同身受成為更多人共享的文化特徵,於是疏離有了新的解釋——跨越。

 

網上影片截圖:(左)Choki,(右上)Sueddu,(右下)Tina’s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