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三十年不變——讀游靜《另起爐灶》

說別人「另起爐灶」，其實是否指摘——不願意承接既有的，反而冒着被煙嗆得眼淚直流的苦去燃火苗，既不忠且蠢。在某些文化語景中，詰問傳統等同把自己放在社會的對立面，需要面對的自我懷疑，可能刻骨銘心。文集《另起爐灶》（香港文學館出版，2020年）收錄的，正是游靜離「家」後對種種困惑和失望的省思，「與我成長的地方面對面，感到極其哀傷和難過。」（23）先不討論「家」的複雜意涵，客觀上來說，《另》收錄的文章「大部分是在美國或在旅途中寫的。」（238）旅人在出生地以外的漂流不但是書寫的場景，更是內容；「流放不定是以取流放不定為家，是以未讀後殖民主義便以『先天性地』不相信一揮手幾千年全球一家親或我的祖家最偉大之類的論述，也對......最古的東西最純潔的心理充滿懷疑。」（150）

三十九篇文章，寫於1988至1995年，同時期香港快將失去殖民地身份、卻不知怎樣特別地行政。假如歷史是時間觀，對於居於香港是「一種借來的時間」的說法，游靜如此回應：「但我們在這種『借來的』時間中長大，習慣以『借來』作為『既定』，作為（不無諷刺地）最恆久的『固有』，一開始便經驗時間作為一種充滿矛盾、辯證的存在。」（150）在殖民地年代成長的香港人，自小擅長在浮蕩中抓重心，在「家」「國」的硬土地上，反而站不穩。唯有離家。不是為了背叛，而是為拯救自己。



游靜斷定，要讓自己以「我」來存活的話，要先跟父母家人決裂。要打一場另起爐灶的仗，她需要工具。如果打仗不為求勝，只為通過打的過程找到在懷疑中前進的理由，何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寫作抵禦由語言建構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於是，她「一面說不寫了不寫了，一面上氣不接下氣地寫了這許多許多字。」（71）為了全身投入去寫，她辭去在報館的工作，免得「每晚在那裡用最快的速度寫完那許多許多毫無意義的字，回來後右手抽筋左腦麻痺」；〈68〉然而，就算離得開地理上的家，在地雷陣一般的原稿子上匍匐前進，卻逃不出「家」在概念上的樊籬：「我發現以女兒的身份寫作原來更困難，因為書寫中一旦提到媽媽就立即把我們推到某一種文學傳統的旁邊」。（47）游靜以為，要打的是觀念的仗：「這種仗最關鍵性，亦最難打，因為疏解的方法不在於具體的現象上的轉變，而要求根本的，意識上的進化。」（27）

觀念者，從出生的一刻起逐漸滲透我們的意識，處理與觀念的關係，是思考外在世界以及內在自我的持續轉換。游靜讀也斯，發現「詩中經常出現的問號，『也許』、『懷疑』，流露的是主體一種看待事物的態度，這些和他的『詠物』詩中也經常出現的主客互換、要求解釋事物的封閉，與世界重新建立勇敢、溫暖的連繫不無關係。」（37）電影和影評人之間，未必是主客互換，但無疑互相反照。例如，在〈影像書簡〉，她批評High Season「越過一連串巧合到達賺人熱淚的大團圓。只覺得不爭氣」，是否因為大團圓自願配合約定俗成的卑躬屈膝？可是，從關於兩代衝突的The Wash劇中女兒Marsha的際遇，游靜發現「當傳統價值觀念明顯地只剩下制約和儀式.....我們才開始看見我們最需要戰勝的慣性和前設都在我們裡面。」（55）You are what you see，評論人在評論對象之中看到的，不外乎是自己。孜孜不倦地向「天天」、「 May」、「S.T.」，以及「你」等人訴說，時而撒嬌地時而咆哮着紀錄的隨興和細碎，要說給誰聽？他，她，還是我？信件這形式，流露出建立連繫的渴望。

紐約、加洲、三藩市，取流放不定為家，才知道壓迫人的觀念不受地域限制。美國「道德真空、物質猖獗的盛世只是一種單向、排外、無知的文明」，（57）香港「一元、吵鬧、急躁、怠惰、進展緩慢」，（81）「在加利福尼亞，實在很容易迷失」，（106）香港人又「不習慣抽象思維」。（89）他人的地獄，是因為生活總與性情相悖，還是誤以為有一個不與外界相悖的自我存在？流放不定，尋找的起步點也隨之遊移；二十年後，游靜回來，「也是認識自我與香港的開始。」（239）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持續，成為了尋找的意義。認為西西弗斯日復一日地徒勞的，大抵是功利主義者。成功把巨石推上了山頂之後，接下來要面對的空洞，會否比永無休止的失敗更難受？人只有是「尚未」，才有另起爐灶的可能。

兩百多頁的《另》是本手感很好的小書，紙張有質感、有溫度，是適合在法院外明知進不了場也排隊時閱讀的那種。難道因為部分文章最初刊登在時尚雜誌，所以題目起得有點粗？在本書的排列邏輯也不明顯——是故意的「去脈絡」？（238）就如其他在殖民地時代成長的香港人，我在8997之前，迷失於思考「家」和「國」的脈絡；對現今的年青人來說，組成脈絡的包括價碼明確的代價。三十年下來，不論是家、國、性別、革命，等等，已經有了不同的（被）解釋，可是因觀念而產生的問題，仍然纏繞不休，愈演愈烈，令到本書如此地當下，恐怖地不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