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架子滿的書本當中，厚達五厘米的書脊仍然是那麼突出：六個黑色字母S、O、N、T、A、G排列在白色之上，簡單直接；書名Sontag: Her Life and Work，沒有副題或形容詞，彷彿「Sontag」一字已經包含了最好的參照。美國作家本傑明‧莫瑟 (Benjamin Moser) 在2013至2019年內進行了大量訪問及檔案研究，[1] 寫成此本共705頁內文及110頁參考資料的蘇珊‧桑塔格傳記，並憑此鉅著在2020年獲頒普立茲獎。[2]
寫作之於桑塔格，在她本人的海量作品之上，還有由眾多編輯、記者、評論人、藝術家等撰寫的出版前言、訪問、評論、研究，雖然也有負面評價，但總的來說，從1970年代到她逝世的2004年，通過文字和後來加入的圖像，「桑塔格」漸漸發展成一個人形符號，是眾多知識份子（包括筆者）仰慕的對象。「桑塔格」代表著尖刻的批評、獨到的見解、她（它）反戰、拒絕標籤、身體力行，在長長的清單上，卻找不到一項叫「蘇珊」。追隨桑塔格者沐浴在偶像的光芒之下，可是亮光定會成為看清發光體的障礙。莫瑟認為，「人們理想化她的美貌，崇拜她的天份，羨慕她的財富及名氣。她是集體意志的產物。」[3] 莫瑟以著作對桑塔格致敬，不在於頌揚而旨在還原符號成血肉。此舉無疑呼應著書中主角畢生對隱喻與真實、思想與肉身、影像與再現的關注。
誠實即殘忍
蘇珊1933年出生於紐約一個中產家庭，父母Jack及Milfred Rosenblatt往來美國和天津之間營商，蘇珊及妹妹Judith由保姆照顧。她五歲時，Jack逝世，及後母親下嫁Nathan Sontag，蘇珊變成了桑塔格。年幼的桑塔格沒有見證父親在天津的死亡，「失去」以缺乏實感的姿態進入她的認知，不安全感的魍魅將困擾她一生。
Milfred帶著患有哮喘的桑塔格不斷搬家，到1943年移居亞利桑那州圖森時，十歲的桑塔格已經填寫過八個居住地址。寡居的Milfred酗酒，情人多不勝數，不時隱遁於房間，雖然從不在人前失態，但是對女兒來說，她是個遙遠而不確定的存在。為了逃避現實，Milfred要不說謊，要不避而不談，甚至再婚也是在墨西哥完成婚禮後才通知女兒。童年的桑塔格以閱讀和寫作對抗孤獨與不安，亦從此發現了「頭腦與肉身的分離」以及「人前人後兩個樣」兩個她畢生與之扞格的課題。「桑塔格發現，她從母親承傳了誠實即殘忍的想法，學懂了她那裡外不一的藝術，只有最親的人才看得穿。」[4] 桑塔格小時候曾經向同學訛稱自己在中國出生，1973年發表的〈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亦暗示其母在中國懷上她——當然這非事實。獲得母親鼓勵的謊言，填補了桑塔格沒有父母陪伴的空虛。在考上芝加哥大學之前一年，桑塔格在柏克萊認識了Harriett Sohmers，與她斷續地維持了近十年的同性戀人關係。但十七歲的她轉到加大後，卻與相識只有一週的Philip Reiff結婚，並誕下兒子David。與其說是一見鐘情，不如猜想是她因為未能面對自己的性取向而應用母親身教的逃逸吧。桑塔格對個人成就的渴望，與1950年代保守的白人中產階層的妻子想像，兩者之間的矛盾在Reiff以個人名義出版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一書中凸顯。據桑塔格的筆記和知情人士所言，說桑塔格才是作者也沒差。旅居牛津及巴黎之後，桑塔格在1958年提出離婚並展開長達四年的撫養權訴訟。如非Philip作出具攻擊性的行為，她的同性戀傾向幾乎令她失去兒子。對於婚姻和育兒，桑塔格在一篇1960年3月20日的筆記寫道：
聲名鵲起
桑塔格的聲名開始冒起，除了個人天份之外，亦因為她乘上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紐約文化界的壯闊波瀾。那是反越戰、反文化、女性主義抬頭的年代。文化人對性別／膚色／種族／性取向的邊界的挑戰，讓他們與政客保持著有利害條件的關係；吸毒和濫交只要限制在文化圈內，則為社會所容許（或冷待）。1964年，桑塔格發表〈Notes on Camp〉，列舉眾多例子來定義「肯普」，提出新的觀看方式，以及美學導向的新社會層級結構。此文的原創性令她的知名度超越高雅藝術及學術圈，成為中產文化愛好者仰慕的對象。同年，Andy Warhol為她拍攝人像照；1965年2月，有人見到她在一間以女主人勢利見稱的餐廳Elaine’s晚宴，同桌的有Jacqueline Kennedy、作曲家Leonard Bernstein、攝影師Richard Avedon、小說家William Styron、演員Sybil Burton。她的照片和行蹤在報章流通，不但使她知性和美貌兼備的形象為美國大眾所認識，同時亦加劇了她對表裡不一的焦慮。在及後出版的《論攝影》（1977）、《旁觀他人之痛苦》（2002）、甚至是她最後的、論及阿布格萊布 (Abu Ghraib) 監獄虐囚事件的長文〈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2004），桑塔格從未停止對影像與真實的距離的思考。
距離亦包括耀眼明星私底下的不甚討喜。桑塔格是老煙槍，不愛刷牙洗澡；長期服食安菲他命，是個愛說謊的雙面人，極度欠缺安全感，不肯獨居，對別人的讚賞和肯定需索無度；愛把自己的標準加諸別人身上，例如要四歲的David閱讀荷馬著作。她的朋友Eva Kollisch說：「我從來都搞不清楚蘇珊如何看待自己。她是誰？她無時無刻地自問：『我達標嗎？我可以嗎？』她想達誰的標呢？」[6] 1963年，桑塔格第一本小說The Benefactor出版，是她的「新小說」(nouveau roman)嘗試。主人翁Hippolyte執迷於自己，書中情節大多發生於夢境之中，就如作者眼中的其他人一樣，沒有存在實感。桑塔格描述自己對他人的感受「遲鈍、麻木…… ［Irene］認為我知道自己在幹啥，我不過是生性殘忍罷了。」[7] 她對自己也可能同樣殘忍，The Benefactor隱含對同性戀的厭惡，儼如仇視作者的證人。
可是，「桑塔格」品牌是如何地吸引著對桑塔格認識不深的人啊！只要看看她那長長的戀人名單——在眾多知名的女性，例如男爵夫人女星Nicole Stéphane，舞蹈家Lucinda Childs，攝影師Annie Leibovitz之外，還有藝術家Jasper Johns和Robert Rauschenberg，男星 Warren Beatty，連Robert Kennedy也與她共渡幾夕春宵！用莫瑟為其中一章起用的題目——「Casual Intimacy」來描述桑塔格能力所及的親密，相信是恰當的。不面對自己的人，往往難以觸碰親密的核心。
保守？基進？
假如只閱讀桑塔格部份著作，會以為她是推倒舊價值觀的先鋒。1966年出版的《反對闡釋》論及要以新的感性來經驗當時興起的藝術形式。即使沒有主張要抹去高雅和流行文化的分野，她的倡議仍然充滿解放的意味。1968年5月，在馬丁‧路德‧金被刺殺的陰影下，桑塔格前往河內，1973年到中國，加上她以書寫直面社會對愛滋病的忌諱和恐懼，不少人視「桑塔格」為基進的同義詞。不過，雖然反對標籤和簡化的分類，她認同的不是沒有層級的等同，而是把某些標準民主化。她幾乎從不在書寫中提及同代的法國後現代主義者如傅柯、布希亞、德勒茲，因為「後現代主義把一切變成等價。」[8]
在2001年9月的一個訪問中，桑塔格揚言：「我不會因為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而不可以喜歡Bruce Springsteen。如果有人要我在俄國文學和搖滾樂之間二選一，當然我選俄國文學。但我無須選擇。」[9] 2001年9月，是「911」的九月。在此時此刻發表如此見解，是活在優渥中的狂妄嗎？難道她追求的，不過是在自由主義之名下過著與精緻文化起舞的日子？同樣的雙重標準，見諸她對同性戀的態度。她一邊大力推動愛滋病人平權，一邊評擊「出櫃」(outing)：「出櫃令人留意到櫃，視它為可怖可憐之地。好像人人都應該出櫃，出了櫃的——特別是那些有權力的——視不出櫃的為拖別人後腿的懦夫。出櫃改變了局面：在今天，感到尷尬的是在櫃裡的人。」[10] 上個世紀末，同性戀已經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桑塔格仍然拒絕承認是同性戀者。她還未抖掉自小承襲的謊言道德觀以及1960年代美國中產白人的「正確」家庭觀念。
搖擺不定的價值觀
古典哲學和文學訓練令桑塔格充分地意識到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如何限制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政治和社會層面，隱喻益發成為逃避門，隱晦的語言模糊了責任和殘酷。愛滋病在美國出現初期，因為媒體忌諱談論「性」，令疾病無法進入公眾討論，誤以為它只感染同性戀者令民眾疏加防範。眼見友人病逝，加上自己的抗癌治療，促使桑塔格希望建立闡釋（語言、隱喻）及真實（身體、藥物、政治）之間的連繫。在〈The Way We Live Now〉（1986），二十六個人談論一個無名病人罹患的無名病症，伴隨病人步向死亡的，只有空洞的言詞。對於四年後的〈Illness as Metaphor〉，桑塔格明言該文「不像傳統文學工作般賦予意義，而是為了剝掉它：施行那異想天開的、引起論戰的策略，對真實世界、對身體進行『反闡釋』。」[11]
1992年，小說Volcano Lovers成為暢銷書之後，桑塔格名氣更大，花在剪綵的時間比寫作多，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直至她逝世為止，她的一些選擇，就如旨在「引起論戰」的寫作，顯示出搖擺不定的價值觀。1993年，桑塔格應兒子邀請前往薩拉熱窩執導舞台劇《等待果陀》。她的名氣吸引了大量西方媒體報導，令到當地人民的困境為世界所認識；有機會在戰爭的廢墟投入藝術活動，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支柱。為紀念她，波斯尼亞國家劇院前的廣場已命名為蘇珊‧桑塔格廣場。然而，不可迴避的事實是，當演員和工作人員在排練前後需要去擔水或搶糧，排練進度亦因為他們營養不良而滯礙的同時，導演住在有水電和早餐供應的假日酒店。
桑塔格在2000年獲得「耶路撒冷獎」(The 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身為猶太裔，加上美國在以巴問題上的態度，她接受與否的決定將極具爭議性。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薩依德(Edward Said)來函勸退，不過渴望鎂光燈的桑塔格還是親自去以色列領獎。她的得獎演說有這一句：「重要的不是一個作家寫甚麼，而是他是誰。」[12] 諷刺的是，作為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她這話彷彿是《論語》「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的例證。一年後，911襲擊兩日後，桑塔格表示事件因美國人對世界的無知導致，引起軒然大波。也許她有道理，但考慮到時間點和語氣，對無辜死難者的同理心未免太少了吧。她的公開言論，亦違背了自己四年前提出的「未去過現場的人無權公開地說三道四」，[13] 概因當時她只在柏林的一間豪華旅館中見過911的影像。
桑塔格第三次的癌症奪去了她的生命。2004年5月，即是病逝前七個月，她再度以書寫批評影像如何隱喻化現實。〈Regarding the Tortures of Others〉評擊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拍下虐囚惡行的攝影者。他們忠誠地用鏡頭紀錄，似乎不認為拍攝內容有甚麼問題。是以照片流出之後，錯的彷彿只是影像本身。影像已經完全脫離了真實，語言淪為幫兇：只要一直拒絕用「虐待」一詞、一再強調拍攝對象是「囚犯」，剝去他們的人性，論述便能改變道德參照。
結語
上世紀的文化界巨人的光芒燃料，包括她的天份和努力，仰望者的付出，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私。莫瑟沒有為桑塔格塗脂抹粉，他的敬意在於不再神秘化——隱喻化——「桑塔格」，還原她為一個有血有肉、可愛可憎的人。桑塔格用自己的方式來愛身邊的人，為他們帶來痛苦；她滿足了世人對巨星的仰望，不安與虛假卻從未離她而去。伴隨她到最後的愛人Annie Leibovtz，在她死後出版了在病榻前拍下的照片，相中病人如骷髏，皮膚灰黑，一代文化巨人的皮囊敵不過癌細胞的侵蝕。出版後引來大量評擊，David甚至入稟法庭，禁止相片流通。他們感到憤怒的，是對死者的不敬，還是夢想的幻滅？桑塔格和「桑塔格」之間的距離，對她本人、親友及仰慕者來說，都是無法填補的吧。
[1] 其中包括桑塔格個人筆記以及設立在UCLA的桑塔格檔案庫：http://www.susansontag.com/SusanSontag/index.shtml.
[2] 本文參考及引用的是紐約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在2019年出版的英文版。中文版《桑塔格》2022年3月3日由衛城／讀書共和國出版。
[3] Benjamin Moser, Sontag: Her Life and Work,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9, 600.
[4] 注3，頁75。
[5] Susan Sontag, 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 ed. David Reiff, New York: Farra, Straus and Giroux,
2008, 261.中文為筆者翻譯。
[6] 莫瑟與Eva Kollisch訪談紀錄。
[7] 注3，頁229。
[8] Evans Chan,
“Against Postmodernism, etcetera: A Conversation with Susan Sontag”, in Postmodern Culture 12, no.1 (September 2001). 中文為筆者翻譯。
[9] 同上。
[10] Michaelangelo Signorile, Queer
in America: Sex, the Media, and the Closets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84.中文為筆者翻譯。
[11]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102.
[12] Susan Sontag, “The
Conscience of Words” in At the Same Time:
Essays and Speeches, eds. Paolo Dilonardo, Anne Jump,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155.
[13] 注3，頁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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