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威尼斯雙年展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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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威尼斯遊人雖眾，但不至於人滿。避開聖馬可廣場、里阿爾托橋、嘆息橋等熱點的話，即使太陽狠狠地炙著皮膚，還有不少地方可以悠閒地逛，包括雙年展的主要場館。第五十九屆雙年展已於四個月前開幕，各國的文化官員、藝術家、策展人、記者，等等，早已辦完公事離開了，KOL和自拍女生們，也尋找新的打卡位去了。相比以往的參觀經驗，今年場地空間和觀眾量的比例更恰當，有藝術愛好者聚精會神地閱讀簡介，亦有人帶同小孩和寵物（以狗為主，貓主人才不會陪奴才閒逛），慢步細看。聲稱關注人類共同境況的展覽到底能獲得普遍人類多少的關注，真是個大命題。

雙年展策展人Cecilia Alemani在官方網站表示，主題「The Milk of Dreams」取材自超現實主義藝術家Leonora Carrington （1917–2011）的著作，書中描寫的是個「任何人都可以轉化為另一物或另一人的世界」，Alemani期望雙年展參觀者「以世外生物以及各種蛻變物（figures of transformation）為伴，走上一趟肉身變態以及思考人何以為人的幻想之旅。」

假如代入韓炳哲的功績主體來看主題的話，難免對那積極的語氣感到疲倦和不合時宜。即使真的如Alemani所言，因疫情延期一年的雙年展得以實地舉行，滿足了人們「自由地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旅遊、共處、體驗差別、翻譯、不理解、以及共同性」的渴望，對於疫情前的生活模式是否想像轉化的合適參照，我不能釋懷。難道我們還要迷信都市化和消費？展覽中雖然仍然有以大體積來吼人的作品，但是亦明顯地見到以探索自然力量、神話、神秘、死亡、原住民文化等來回應主題的努力。想像中的人類的未來，可能要在被拼棄的裡面尋索。它甚至根本不存在。意大利藝術家Gian Maria Tosatti的無人工廠《History of Night and Destiny of Comets》突然被割斷的日常、美國雕塑家Robert Grosvenor那沒有駕駛者的電單車《Untitled 2018》、丹麥藝術家Uffe Isolotto 佈置的半人半馬家庭《We Walked The Earth》內從天花板懸吊著的死者（還是睡著了？）、在立陶宛錄像藝術家Eglė Budvytytė《Songs of the Decompost》中與大自然物質漸漸融為一體的人類……死亡寧靜的沉著，安撫著人心，就在這兒停下來吧，實在不必無限地往前走。

直面肉體終必衰敗的不完美，讓我們在人類共同的有限中找到安慰。在羅馬尼亞Adina Pintilie的三頻道錄像《You Are Another Me – A Cathedral of the Body》中，男性戀人們、脊椎彎曲的侏儒與其女伴，同樣享受肉體的親密；跨性別人士驕傲地展示身上的乳房及陽具，他／她像母親般輕柔地把一位中年女子擁入懷，令她生出勇氣，為初現老態的肉體而舞蹈。展館佈局的強差人意，無礙Pintilie營造跨越成見的空間。

傳統大國美國今次的代表是Simone Leigh。傳媒大肆報導她為首位主理美國館的黑人女性藝術家，就如2019年謝淑妮代表香港時，報道強調她是首位女性藝術家在香港館舉行個展。我們應該為終於有了第一次而振奮，還是為到此刻才有第一次而嘆息？Leigh作品的巨大體積和簡約線條，力量懾人；沒有眼睛、與器物融合的非洲女性頭像，以及指涉古代貨幣cowrie shells的作品細節，神秘而沉默。大聲疾呼，不適用於躺平年代。Leigh的展覽題為「Sovereignty」，同樣論及主權的是北歐館的「The Sámi Pavilion」。薩米人（Sámi）是芬蘭薩米地區的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烏戈爾語）、知識架構及神祇。如不同地方的原住民一樣，薩米人因為殖民者的武力而被迫流散。已經聽過的主題，從未得知的細節，地球的主權誰屬，誰有資格自稱擁有它？

德國和西班牙館可以相提並論之處在於，兩個展館都是展品本身。德國館建於1909年，在1938年按法西斯美學重新設計，雖然戰後經過修葺，在藝術家Maria Eichhorn眼中，建築物仍然一臉法氏惡相，於是她在展館地上挖開大洞，破開牆壁，讓原初的建築痕跡重現。另一邊廂，Ignasi Aballí在研究西班牙館圖則時發現，建築物向旁邊的比利時和荷蘭館傾斜，Aballí進行「修正」《Corrección》，在展館內重建展館，把牆身移動十度，達成他心中方正的擺位。《Corrección》是我在Giardini展區的至愛，藝術家以無比的自信——驟眼看來是沒有展品的展覽——直截了當地觸碰歷史的由來與權力的關係。甚麼是既定的準則？我們何以無條件地接受？我在接近黃昏時份參觀，館中靜悄悄地「無人無物」，只有純白的新牆壁、飛過的鳥兒，以及提問的力量。

同樣是白色的還有新加坡館，展出印度裔跨媒介創作人Shubigi Rao進行了十年以上的研究計劃：「Pulp III: A Short Biography of the Banished Book」。吸引我的是它對瀕危語言、圖書館的角色、印刷及知識傳播等議題的關注，然而以呈現來說，略嫌普通的紙迷宮和隔音不良的電影播放，未見突出。場館工作人員帶點腼腆地提醒參觀者，片長個多小時，不妨掃瞄QR code，回家慢慢欣賞。現場備有五千本Rao著作《Pulp Vol. III》，不怕行李超重的參觀者可以主動索取，扮演蜜蜂角色，把對知識關懷的花粉帶回自己的國家。雙年展是國家文化力量的較勁之所，我會以「野心」來描述今次新加坡的策展。

最後來談香港館。徐世琪是我欣賞的藝術家，她的細密畫風令人想到林穴（1968 – 2020）的作品，而徐對科學與人文、內與外、實際與虛幻的邊界的探索，帶動浮想聯翩。展覽名字是「ARISE懸浮」，我認同徐在訪問中表示，「levitation」比arise更貼切。「貼切」是於個人觀展感受而言的。跨過香港館大門之後，首先入目的那高不可攀的鞦韆，已經暗示了levitation的惆悵。展出的包括新的三頻道錄像和徐氏解剖學圖鑑式髮繡畫，亦有錄像作品《Tack Tack Tack》，徐把剪刀猛力插入指縫間，不知何時血冒了出來，2017拍攝的畫面在2022年看來，更加令人心驚肉跳。展覽核心是新製作偽紀錄片《The Magnificent Levitation Act of Lauren O》，虛構人物Lauren O與1960年代美國反戰組織Laden Raven、現成片段（found footage）與徐的演出、新與舊、真與假的交織，Lauren O飛不起來的沉重，壓在受著重重圍困的香港人心上。片段最後的字幕寫道：「而此刻人們需要的，是靜心等候再起之時。」剩下的，只有靜候。